“真伪”与“冷热”：对儒学热的观察与思考

采访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儒学热兴起，但好像目前已有人指出其中的庸俗化和商业化倾向。您对当下中国出现的“儒学热”有一种冷静的思考，在您看来，国学和儒学热的庸俗化和商业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要对国学热、儒学热保持一定的警惕？

彭国翔：我在本世纪初即指出了国学热、儒学热中商业化和庸俗化问题。例如，2006年12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我的“儒学复兴的省思——缘由、问题与前瞻”。在这篇文章中，我专门表达了对儒学热中存在问题的看法，明确提出了“商业化”“庸俗化”的判断。该文和其它相关文章与访谈一道，后来收入我的《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这些文字都是在一个全球视域中聚焦和反省儒学的精神价值与时代课题。再比如，2008年1月，北美硕儒狄培理（W. T. de Barry）（1919-2017）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召开了题为“Classics for an Emerging World”的研讨会，当时正在哈佛访问的我应邀参加，提交的论文就是反省当今儒家经典教育的问题。该文2009年也曾经提交德国汉堡大学纪念汉学讲座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后来以“Inside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Mainland China: The Vicissitud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an Example”为题，发表在德国的Oriens Extremus。文中我再次强调了商业化和庸俗化对于国学和儒学以及社会大众的危害。我的看法，包括你问及的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具体表现，以及为什么要对国学热、儒学热的商业化和庸俗化保持警惕，在这两篇文章以及相关的文字中，都有表达。

采访人：学界与民间结合或民间自发的儒学活动近年来也方兴未艾，一大批以讲授传统蒙学和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主的书院、私塾和读经班在各地出现。您怎么看当下的书院、私塾等国学教育机构？您可否在这里谈一谈，在当前的儒学研究和儒学普及过程中，还应该警惕或注意哪些问题？

彭国翔：我先从后一个更大的问题谈。研究与普及中应该警惕和注意的问题，需要分别说明。

儒学研究中要注意的问题，眼下令人担忧的主要是狭隘的保守主义。当然，盲目崇洋，随着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起舞，甚至在中国人文学科研究中也“一切惟泰西是举”，目前仍是不少学者，甚至一些表面上以保守主义面目示人的学者实际面临的问题。这种“从人脚跟转”的风气晚清以来一直绵绵不绝，至今不衰。但另一方面，在晚近国学热和儒学热的风气之下，一些无法进入国际学术社群或者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遭遇过种种挫折的人物，不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即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一概拒斥西方学术思想。这实际上是画地为牢，自小门户，表面是“亢”，内心仍是“卑”。东西学术思想早已交汇融合，虽时有冲突，但彼此取益，对双方来说都是充实和发展自我的必由之道。片面强调自身文明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自我封闭，不能向其他文明和文化传统开放，对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健康的。在目前的儒学研究中，如果陷入狭隘的保守主义，势必使儒学研究走入“断港绝河”，结果只能“其流不远”。其实，真正的国学大师，从来都不是抱残守缺之士。民国时期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冯友兰、汤用彤等一时之选，无不具有融汇中西的高度自觉。他们所开辟的典范，正是现代国学和儒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如今的国学研究要想取得切实的成就，舍此别无他途。

至于儒学普及中的问题，最大的是讲授者的专业素养。一些人根本缺乏专业的训练，只是看到如今国学和儒学有市场，于是摇身一变，“汉服”一穿，胡子一蓄，俨然就成了道貌岸然、仙风道骨的国学家。由这样的人来普及国学，后果可想而知。

你提到的“自发的儒学活动”“书院、私塾和读经班”等，都是儒学普及的表现。这一现象，当然反映出社会大众对于儒学的接受和肯定。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类活动很难开展。但各种书院、私塾和读经班风起云涌，难免良莠不齐。如果合格的师资难以保证，授课者自身还没有达到儒学和国学的足够水准，就去开课收徒，这类的国学普及机构就正是商业化、庸俗化的表现。当然，我并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否定社会上的国学普及机构，据我所知，有些此类的机构，延聘真正学有专长的博学鸿儒传道授业解惑，确实推动了儒学与国学的社会传播。

采访人：在您看来，商业化和庸俗化给儒学和国学研究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哪些不利影响？应该如何避免？

彭国翔：首先，部分从业人员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各种社会普及之中，自身的学术修养不能不断补充深化，最终难免退化为像民间艺人说书那样的传承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可以让社会大众一度喜闻乐见，但终究不是文化传承的根本和正途。如今中国知识分子收入仍然偏低，一些教师以此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沉溺其中，就无法进行真正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创新，既影响其研究与教学，甚至慢慢脱离了学界，也势必会对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声誉造成损害。这样的从业人员在学术领域的自我边缘化，可以是自我的价值选择，但指导高等院校的专业研究生，就不免误人子弟了。而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声誉非但无法由这些从业人员充实广大，反而成为后者“炫外以惑愚瞽”的招牌，久而久之，其既有的声名必定降低。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著名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之所以著名，是由于拥有海内外学界真正认可的一流学者。一旦没有了一流学者，只剩下一些终日在社会上头出头没、自我陶醉在外行掌声中的从业人员，任何曾经辉煌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也会江河日下。

当然，目前的体制下，高校和研究机构似乎无法对这一类人员采取限制，但对于那些专心学术、在学术研究领域通过自己的不断建树来为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切实赢得荣誉的学者，应该予以大力的支持和鼓励。同时，那些真正学有建树的一流学者，在研究与教学工作之余，也可以而且应当在社会普及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是部分媒体缺乏判断力，将上述那种从业员甚至是根本缺乏专业训练的“江湖术士”当作传承传统文化的“大师”，误导社会大众。因此，相关媒体在推动儒学和国学普及工作时，应对讲授者的资质进行基本鉴定，如此才能尽可能保证普及工作的质量。

至于如何鉴定，首先是要看讲授者是否具有中国人文学的博士学位。拥有博士学位者未必都适合从事普及工作，但具有专业学位是从事普及工作的必要条件，因为博士学位是专业学术训练合格的认证。如果一个人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根本与儒学、国学无关，甚至根本没有相关专业的学位，这样的人来从事普及工作，只能是南郭先生的滥竽充数。

采访人：您怎么看当下一些人积极推动的儒学进村这一现象？

彭国翔：这当然也是儒学热和社会普及的一个表现。由于传统文化断裂半个世纪以上，20世纪中叶以来，即使以往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乡村，儒学价值也所剩无几了。就此而言，儒学价值的重建，在农村无疑有其必要。

不过，从孔、孟开始，最看重的是“为己之学”，而非“好为人师”。“学”与“修”首先是为了“自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做“自了汉”，儒家从来都有济世情怀，是“菩萨道”而非“罗汉果位”，既要解脱自己，也要度化他人。因此，在真正深造自得的基础上去“觉民行道”，是儒者所当为。这里，关键还是一点，即那些主动进村传播儒学者，应该具有足够的资质。如果自己对儒学的价值还似懂非懂，难以身体力行，又如何教人呢？并且，弘扬儒学价值与汲汲于求人知，在深微的心理动机上有根本不同。孔子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值得三思。尤其那些仍在学习中的年轻人，其传道的热情值得肯定，但首先还是要从自我的学习与修养做起。

采访人：有人曾提出儒家“游魂”说，这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所谓“儒家孤魂，肉身何在”是不是一个意思？有人否定了许记霖教授的儒家三个肉身说，认为儒家的三个肉身是文庙、书院和宗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国翔：“游魂”说常被耳食之士误解为对儒学的贬低，其实这一说法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晚清科举制解体以及传统中国发生根本的制度和社会变化之后，儒学已经失去了以往赖以存在的结构性基础。这是一个历史和事实的判断。其二，将晚清以来的儒学称为“游魂”，恰恰是意在表明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所谓“魂”，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并不一定非得依附于某种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才能生存。比如，离开了君主制、农业经济等传统的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儒学传统照样可以存活。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精神价值完全可以得到体现和发扬，甚至得到更好的表现。这一层涵义，显示的正是儒学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你提到许教授的“儒家孤魂，肉身何在”，我没有专门阅读相关的文献，并不能确定其准确与完整的内涵。但如果是依据他一篇以“儒家孤魂，肉身何在”为题的短文，那许教授的意思不出“游魂”说的范围，且尚限于其第一层涵义，属于一种实然层面的观察与判断。至于许教授文中所提儒学目前面临的问题，所谓“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就更是从游魂说那里转手而来的。甚至“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这两个词，原本就是游魂说的提出者所用。

许教授儒家三个肉身说指涉的整体范围，或者说传统儒学的基本载体，我大体可以接受。但“心性之学”和“伦理道德之学”的区分，我不太明白。至于“心灵宗教”和“秩序宗教”的区分，对于亚伯拉罕传统一类的西亚一神教而言有其意义，对于儒学来说，恐无用武之处。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作为一种宗教传统的儒学，该问题说来话长，无法在此详论。我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一书对此有所说明，有兴趣者不妨参看。

至于认为儒家三个肉身是文庙、书院和宗祠，即便单纯作为一种历史观察，也过于狭隘，更遑论作为一种价值诉求了。在古代中国甚至11世纪以来的东亚社会，文庙、书院和宗祠自然是反映儒学价值的有形存在。但真正体现儒学价值的，还是古往今来那些能够实践儒学价值的儒者。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种种有形的器物甚至建制，都会转型甚至消失，但只要始终存在真正的儒者，能够在博学多闻的基础上力行儒学价值而不只是口头谈论，儒学的“肉身”就始终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承载并体现儒学的“肉身”。并且，只有每一个人成为儒学的载体，儒学才可以说获得了真实的生命。事实上，任何一种精神性传统的生命，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肉身”的承载和体现，才能真正得到延续。如果儒学的肉身只能是文庙、书院和宗祠，其生命力也就极为有限了。况且，把古代书院一类的地方描绘为儒学价值焕发洋溢的场所，也不免是缺乏历史知识和一厢情愿的想象。

采访人：在儒学和国学大众普及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作用？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彭国翔：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之间自然有一定距离。前者需要在深厚和宽广的积累之上，才有可能真正推陈出新。因此，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非常专业和艰苦。相比之下，大众普及就容易多了，只要具备基本的专业训练，在正规的高等院校经过从大学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学习，获得了的学位，大体就可以胜任普及工作。而要在学术研究方面不断有创新的成果，得到海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认可，博士学位还只是一个起点。专业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海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肯定，不是非专业的社会大众的喝彩。社会的普及，追求的则是大众的喜闻乐见。换句话说，前者更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同行专业学者论著的注释之中，后者更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众传媒的标题与镜头之中。

不过，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之间又应该具有紧密的关联。真正的大众普及，必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大众普及要靠学术研究来提升其水准。就像那些禁得起检验的科普作品往往是真正的大科学家执笔一样，普及工作最好也由真正学有建树的学者来从事，至少要经过真正学有建树的学者的论证与评估。只有学术研究成为普及工作的准绳和指引，儒学和国学的普及才会尽可能避免南郭先生们的滥竽充数。这样的话，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工作，也就可以相辅相成地配合起来了。

我不反对专业学者适当从事普及工作。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再聪明的人，一天也只有24小时。要想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推陈出新，屡有建树，不可能终日以普及工作为务。而且，无论是指导高校的学生，还是向社会大众普及正确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自己必须首先不断研究，在知识见解上不断提高。否则，传递给听众的，就难免陈词滥调甚至浅见谬论。一句话，学术积累始终是普及工作的根本；对于高等院校的学者和教师来说，研究和教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本分和首务，普及工作只能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从事。

采访人：最后您能总结一下您对当今儒学热的基本看法吗？

彭国翔：我的基本看法之前在很多不同场合或多或少大都说过，这里就再概括一下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不同阶段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热”，80年代末是西学热，儒学热、国学热要到本世纪以来才逐渐从学术界扩展到文化界和社会层面。

对于各种“热”，或者说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潮和倾向，我始终认为，如今最大和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派别之争，而在于真伪之辩。无论各种主张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真诚服膺，都值得尊重。但各家诸派之下，都不乏投机分子。这些人托名虽殊，别有用心、欺世盗名则一。这类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原则，只要可以带来名利，就会一拥而上。由于多种原因，如今儒学、国学受到提倡，成为热闹圈和名利场。这种情况下投身儒学、国学旗下、终日在各种以儒学、国学为名的社会活动中打点周旋之辈，尤其是那些原本并未经过专业训练者，其真伪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无论是国学还是西学，古今中外各种学问，真正的建立与推陈出新，都不可能在热闹的泡沫中产生，只能在清冷与沉潜的钻研中达成。孔子所谓“为己之学”，孟子所谓“深造自得”，以及古希腊、罗马哲人对于“独处”（solitude）和“静思”(meditation)的申论，都意在强调这一点。其实，不甘寂寞，运作一些浅薄的媒体、欺瞒幼稚的青年和无知的外行，靠粉丝来获得自我满足，在热闹中证明自身存在，不过是缺乏真正自信和充实内心的表现。这种人在任何学术思想上，都不可能有真正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真正的追求，原本不在学术思想。这些人如果具备专业的学术训练，当然可以从事一些社会普及的工作，总比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江湖术士要好。但是，儒学和国学真正的推陈出新，是不能靠这些人的。要想把儒学、国学最为原创与可靠的智慧和知识传递到社会层面，终究还是有赖于那些真正信守儒学、国学的核心价值并在其专业领域中不断深耕的一线学者。社会大众要通过这些学者的著作，才能获得“正见”。所以，如今学界以及文化界最大的问题是“真伪”和“冷热”。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我认为，这是以学术思想为志业者需要深入反省与检讨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