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者】政治舞台上最后的成思危

他在16岁时，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从香港投奔大陆，这一去，就是57年；
“文革”中，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安排去烧锅炉，又因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
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从化工部副部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有政治上“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偶尔放句话，沪深股指就会跳一跳；
他是成思危，刚刚退休的民建中央主席，一个人生写满传奇、历尽世事沧桑的学者、书生、国家领导人，一个注定让人难以忘怀的参政党领袖。

觉慧，我们可能不懂的那个大时代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了一无所知的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


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

见到他的刹那，我不得不惊讶于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的痕迹。显然，眼前的成思危比电视上的成思危苍老些。

握手过后，他请我和同事们入座。我礼节性地寒暄着，心里想的却是，这就是57年前那个偷偷“投共”的理想少年么？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当时就职于《南方日报》的二姐，接应了他。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以社会主义为背景的新生活。

时隔半个世纪，成思危说起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态度从容，语气平缓，而在彼时的成家，他的出走，对他的父亲成舍我、母亲萧宗让而言，绝对不似今日这般云淡风轻。

三年前，成思危的妹妹成露茜和成嘉玲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披露了当年的那段往事。一天，就读于进步学校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思危，跟母亲说，他要返回大陆。他母亲很不赞成，希望成舍我能阻止成思危。成舍我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出来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成思危的母亲喊：他才16岁，要他怎么负责？

成嘉玲说，她母亲很惨，从此没有见过她哥哥。“文革”期间，她母亲写了几百封信询问成思危的下落。她认为，她母亲五十几岁就过世，跟想念她哥哥有关。

一个16岁的少年为什么要走一条政治上与父 亲完全相反的道路？为什么舍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偷偷远行？

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采访时问过他。将近两年前，凤凰卫视的吴小莉问了他，卸任前专访他的我，还是问了他。

他认为我惊讶于他少年时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们青年，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他说，那个时代是中国大转折的时代，不单他，当时的香港，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希望。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的香港是一种潮流。

成露茜在台湾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她和她母亲前往参加成思危的中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唱国歌。她跟妈妈开口就唱：“三民主义—”哪知其他人都唱：“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听到今天已是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她们母女才知道，成思危就读的学校原是个亲共中学。

年逾古稀的成思危回忆往事，跟我讲述少年的他为何瞒骗父母别离香港时，我记住了两个词，一个是报国，一个是冲动。

他说，和诸多别离香港的青年学生一样，他是心怀报国的思想来到内地的。

报国，是成思危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血液中最为沸腾的情怀。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的北平，面对虎视眈眈的日军，父亲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唯一男孩，出生于大家庭曾留学法国的母亲萧宗让，从小便教他四书五经。香港沦陷后，随办报办学的父亲在日军欺凌下四处飘零的成思危，早早感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况味。

当然，冲动也是少年成思危的特质。“16岁，你想想”，成思危反问我，“现在16岁算什么啊？”他说，他那个时候比较早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抱负。

成思危将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巴金笔下的觉慧，是20世纪初被新思潮冲击唤醒的中国人，是敢于与封建主义决裂的叛逆者，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是新生的、民主力量的代表，毫不顾忌、毫不害怕、毫不妥协。





自学四门外语，46岁转学工商

在“文革”的黑夜中，自学四门外语，在烧锅炉的时候自学锅炉学。又在46岁，放弃化工，转学工商管理。成为那个时候中国为数不多的MBA。有了这些“大器晚成”的经历，他在临近退休之年再“晚成”为一位民主党派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显然是有迹可循。


一时冲动或许容易理解，难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自从脚步踏上大陆的土地，成思危就走上了个人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的道路，他自觉地按照组织的意图，在中国大历史中起伏沉浮。

义无反顾来到广州的成思危，先被安置到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不久被派遣到广东省总工会，前后工作了大约一年时间。

1952年，中国计划招收５万名大学生投入革命之后的建设，可是全国高中毕业生不过３万。人数不够怎么办？调干！调集干部上大学。虽然成思危喜欢的是文科，但是着力于建设的中国，将他“计划”成了一个工科生。

这一年，成思危作为广东省总工会的干部，以选调生的身份，走进了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成了一名化工专业的大学生。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成舍我带着他的母亲萧宗让等人，迁往台湾，由于蒋介石不允许他办报，他就办起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已发展为世新大学)。

自这一年起，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成思危和他的父亲、母亲，开始体味“生死两茫茫”的苍凉世事。他的母亲，临终时喊着儿子的名字，却不能与他相见。他的父亲等了28年，才和他见上分别后的第一面。

虽然成思危像觉慧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家，却未能避免“出身官僚资产阶级”的噩运。直到1972年，这顶“帽子”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被摘掉。

这一年秋天，成思危的小妹成露茜随美国华侨、美籍华人参观团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请她代问成舍我好，还说她父亲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成思危日后回忆说：“我背了二十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因此而得到解脱。”

此前，被定性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的成思危，在“文革”中阅尽政情冷暖，人世沧桑。因为出身不好，他被认为是“特嫌”，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这个在今天不经过职业资格考试不能上岗的工作，在当年是一种惩罚羞辱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的工具。

“文革”结束后，不少当年与成思危一样揣着报国理想投身新政权的香港青年，带着种种复杂的感情，离开了大陆，而成思危一如既往地选择留下，与拨乱反正后的中国一起前行。“文革”中，很多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在荒诞的现实中沉沦，而他还保持着进取的姿态。我很难想像，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在政治情势可以形容为“漆黑的夜晚”的岁月中，自学四门外语，在烧锅炉的时候自学锅炉学。

他的解释是：自强不息。

十二岁生日那天，他拿着刚买的纪念册，去今日北京西长安街往日《世界日报》的办公地，找父亲写几句祝福的话，成舍我不假思索地写了四个字：自强不息。

成思危日后说，他当时猛然醒悟到，这是父亲对他的殷切希望。

若干年后，成思危在女儿成卓十二岁生日的时候，也将“自强不息”四个字，写在女儿的笔记本上。

自强不息，在一般人的日常话语中，意味着逆境时，不沉沦，而成思危的自强不息还包括另一重涵义：顺境时，不懈怠。

“逆境时，不沉沦，不容易做到；顺境时，不懈怠，更不容易做到。”成思危对我说，“我都做到了。因为我既不甘沉沦，亦不愿懈怠，我要自强不息。”

成思危说，1981年，他能够放弃化工改学工商管理，并使这次选择成为自己人生第二个转折点，就是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在驱动他。
放弃化工，在成思危当年的朋友们看来，并非明智之举。大学毕业后，成思危在沈阳化工研究院、化工部石油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出任过无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先后翻译了《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他的朋友劝他，三十不学艺，何况他已在化工领域学有所成，只要坚持下去，未来当个院士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46岁的成思危还是笃定改行，“文革”的经历告诉他，学习管理学较之于化工，可能对中国的益处更大。不久，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凭一股自强不息的劲头，他在美国求学期间发表了十数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

两年后，他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成为那个时候中国为数不多的MBA。

毕业的时候，他不仅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曾荣登《福布斯》中国台湾富豪榜的父亲对他说：“毕竟，我们的家业在台湾”。而成思危认为，他的事业在大陆。一生不管儿女政治倾向的父亲，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回国后二十余年，成思危的官越做越大，境况越来越顺，但对学问的追求并没有越来越小。相反，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做学问搞研究，乐此不疲。他对此实话实说：“像我，说实话，不学习，照样当官。我为何这么辛苦，周末周日还要写东西？我就是不愿懈怠下来。”

两年前，我曾联系过他的专访，那一次的采访提纲问题多多，他的幕僚后来跟我说，他太忙了，哪有时间和你讨论那么多问题。一个民主党派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真的有那么忙么？

的确很忙。熟悉他的人知道，除了政务，他在治学上投入的时间，不仅政治家中罕见，学者中也不多见。他兼任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学术职务，带了一拨博士研究生，他说他每天午夜方寝，凌晨6时许起床，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我从不懈怠，做了十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一次假。”


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有人质疑他没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有一回，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在远离政治舞台前的最后日子里，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他的言行举止，让我们这些媒体人经常忽略他的官方身份，不自觉地将他看作一个学者。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不是一介可以妄议国政的书生，而是一个参政党的领袖，一个有着明确具体分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政、做政治家，是他人生中不可分离、不容置疑、不可儿戏的事实。

1995年，成思危60岁，依照中国的退休制度，当时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他，很快就可以退休了。他已经开始谋划退休之后的生活，他可以一边做学问，一边周游世界，看望远在异国他乡的姐姐妹妹。

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领域中卓有成就。大姐成之凡精通音乐，定居法国，曾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那个当年接他自香港回广州的姐姐，不仅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出使联合国、印度的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大妹成嘉玲，在夏威夷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后接过父亲的家业，出任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现为世新大学董事长；小妹成露茜，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立报》发行人兼社长。

成长于这样一个华人世界中的名门望族，成思危无需担心退休后的自己，会不会像有些不再掌权的退休官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景象中慨叹人走茶凉怒骂人心不古品味孤寂落寞。

1994年底的一天，准备愉快告退的成思危，受到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的宴请。孙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

当时，孙起孟说了一段让成思危怦然心动的话：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

多年后，成思危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这段话打动了我，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希望是我的意见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

渴望有所贡献的成思危，很快成为民建会员。
1995年底，他在一天之内连续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

又一年，他在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

他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说：“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援引了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得出，信奉治学乃从政之本的成思危，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是满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满意的。





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


2008年度全国“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9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

我谈到媒体送给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不赞成这个称呼，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成思危说，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他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他说。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他就坚持要把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这一条，从“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2003年春天的一天，成思危做客人民网，一个网名“摸着良心过河”的网友问他：像你这样的大官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的经济，属不属于虚拟经济？虽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虚拟经济问题，以虚拟经济研究见长的成思危诚恳地回答：第一，他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可以打个电话就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第二，他也没有这样大的胆，来做这种受百姓们“千夫所指”的事情；第三，他个人的良心也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他很坦诚地说，他当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遇到不少亲戚朋友托他打电话、写条子，截至当时，他说，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个条子。

将“摸着良心过河”的提问视为提醒的他，还举了他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表态的例子。他说，他在代表团会上说过，他确实有点怕回故乡湖南，因为不少故乡人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说，他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他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他做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都是为了民建事业的大局而作出的。”
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眺望未来，他说，如果那些陈年决策确有不当之处，欢迎民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予以纠正。

回望自己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民建中央九大的闭幕式，在七大就提出任期制的成思危，在新老交接的历史关头，做了一个演讲。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对我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效国家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四多四少 随遇而安
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他也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再过两天，你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你愉快么？”我问他。

他笑着回答说，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伤害。他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表情，淡定，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追问他。

他回答道：“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因为退下来把我从责任中解脱出来了。虽然说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他相信并尊重自然规律。2007年12月20日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民建九大闭幕式上，他开口就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前浪推后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

闭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表示，退下来之后，他还有四个层面的事情要做，首当其冲的是学术研究，他将继续从事复杂科学、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和社会献计献策。

其余三个层面的事情是：作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他将努力整合民建会内外的资源，将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剩下的两年任期内，尽力推进职业教育事业；利用他在境外的关系，为祖国的完全统一等事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说完这两句，他跟昔日同事们说，他已经活过了我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多活一天就多赚了一天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他说，今后，他一定会注意保养身体，争取多赚得几千天，使他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百余日过后，成思危跟我谈到告别政治舞台后的计划，再次表示，他将返回学术界，他说：“我还有两个学术基地。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我是它的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还是它的管理学院院长。另一个是我的华东理工大学，我是它的名誉校长。它成立了一个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我也会到那边去指导工作。”

他边笑边说，他笑得清爽明朗，说得干净利索。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

像大多数学者一样，他总是显得简单而随便，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采访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讲话从不用秘书起草稿子的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我过去的经验中，采访党政要人，按照常规模式，起码也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的采访提纲问得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我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我们的摄影师给他拍照。拍照总是需要背景的。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字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四多四少”：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我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以他的胸怀，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惊讶。我惊讶的是，他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