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城中村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四个“城中村”样本

“城中村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在清晰与混沌之间,在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体系之外。”

责任编辑:邢人俨

为了留住杭州的“最后一个城中村”,建筑师李驰和他的学生们设计了四套改造方案,分别把这里改造为“围城村”“社区村”“淘宝村”和“美食村”。(主办方供图/图)

在深圳南头城中村,厨房、厕所散落各处,因此村民们大多穿拖鞋,模糊了室内和室外、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形成独特的拖鞋文化。建筑师何志森和学生寻找这样的细节,项目最终呈现为展览《图解南头古城》。(主办方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11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拯救城中村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四个“城中村”样本》)

“城中村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在清晰与混沌之间,在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体系之外。”

南头古城是深圳的一座城中村,这里的人口密度大约是全国人口密度的68倍。

村里最重要的社交工具不是手机,而是凳子。随身带一只凳子,到处是朋友。坐到店门口,有人跟你聊天;寻到村民家里,有人递给你苹果、橙子,甚至欢迎你蹭个饭。

村里人大多穿拖鞋。因为家里狭小,上厨房、进厕所、洗衣、晾衣都得出门,整个村就是大家的共享客厅。只有少数人家装了电视,傍晚六点,一些父母把小孩送到这里看儿童节目,自己外出兼职,七点再回来接;理发店却开了二十几家,湖南人去湖南人的店,四川人去四川人的店,一边理发,一边用方言开“老乡会”,一坐就是二十多分钟。换作外地人去了,理发师不苟言笑,几分钟完成任务。

2017年,建筑师何志森带着一群建筑系大学生来南头古城开工作坊。“去之前学生们想做一些设计,‘因为我们是设计师,要改造别人。’”何志森回忆,“当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教科书上学到的任何东西在这个地方好像都废掉了。”于是何志森决定不做设计,带学生们观察、记录城中村的生活细节,学生们组成了“拖鞋小组”“电视机小组”“理发店小组”,历时4个月,形成了他们的作品《Mapping(图解)南头古城》。

2017年12月15日,《Mapping南头古城》出现在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上。这届双年展的主题是“城市共生”,一同展出的共有数百件建筑案例和艺术作品。展览的场地就散布在南头古城中。

何志森和学生们不仅描绘了这座城中村的隐秘生态,还发现了城中村与外界的奇妙联系。南头古城的一间糖水铺开了二十多年,卖糖水的老阿姨每隔几个星期都要去香港一家批发市场进特殊食材。在城中村里,这家店不仅卖糖水,而且成了父母接放学的孩子的固定地标。

“这个城中村的糖水铺,竟然会联系到香港的一个批发市场。‘共生’,并不是一个尺度上的共生,而是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共生。如果有一天香港那边的批发市场倒闭了,那么可能这里的几种糖水就做不了了。”何志森说。

“如果不拆,会成什么样”

“2005年,深圳说要在五年内拆掉所有的城中村。我们当时花了很多时间说服城市规划者。”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杜鹃回忆。她参与了2005年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策展工作,当时双年展的一大板块,就是“城中村”。

扎根深圳近20年的建筑师孟岩记得,正是在这一届双年展之后,整个舆论导向发生了变化,政府也提出了更柔性的政策:城中村应该逐村有不同的改造方法。2017年,深圳仍然留有320个城中村,它们的面积只占深圳市的十分之一,却住着全深圳一半的人口。

2017年,深圳的城中村再次面临拆除重建——由于深圳市把50%的用地划入生态红线,整个城市土地日趋紧张,平房、矮房转向高层建筑,变得非常迫切。“目前深圳正在兴起一个很大的城市更新热潮,在这个热潮中,大部分城中村处于危急的状态。&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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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柯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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