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煎焦的冻鱼
“世界五百强的总裁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打打高尔夫球，或者度过一个悠闲的周末，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一
一面是过热的投资，一面是冰冻的消费，中国经济这一奇特的景象被林毅夫比喻为“煎焦的冻鱼”。而在樊纲看来，冷热不均的根源在于“藏富于企”而不是“藏富于民”的经济增长模式
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０７年年会看上去就像一场“秀”。与以往召开的６届论坛一样，４月２１日－２２日在海南小镇博鳌举行的这次会议，依然云集了各国政要、明星企业家和一流经济学家。
捐出４００亿美元身家的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偶像级明星”，也许没有谁比盖茨更清楚自己的身价，正因为如此，在与付出不菲费用的中国企业家们闭门座谈后，面对门外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盖茨除了微笑之外一言不发。
在即将关闭的电梯门前，一位记者情急之下叫出了所有“比尔粉丝”的心声：“Ｐｌｅａｓｅ ｔｅｌｌ ｕｓ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ｙｔｈｉｎｇ！（请跟我们说点儿什么吧，随便什么！）”
一言不发的盖茨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实际上，本次论坛就好比一个“大秀场”，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争相吸引参与者的眼球。不论是会场内外适时适地出现的星巴克咖啡、联想电脑，还是为论坛助兴的歌舞表演、高尔夫邀请赛，这一切的一切除了在“秀”自己，也在“秀”论坛。名模谢东娜夺得高尔夫邀请赛女子组冠军的消息，就成为这几天各大网站关于博鳌论坛的众多新闻中点击率最高的一则。
实际上，不论是“超级偶像”比尔·盖茨，还是超级名模谢东娜，谁都无法掩盖这场盛会真正的主角和明星——中国经济——的光芒。在论坛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肤色各异的来宾们，用不同的语言谈论着有关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世界五百强的总裁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打打高尔夫球，或者度过一个悠闲的周末，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一位参会嘉宾向记者说道。
中国经济，增长的困惑
就在论坛开幕前夕，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给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打来电话，此前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季度超过１１％，“出口顺差如此之大，他已经坐不住了，必须留在北京处理一些问题。”龙永图在午餐会上向来宾们解释薄熙来不能按原计划出席论坛的原因。
中国经济似乎正在面临某种压力。在中国经济增长数值继续喷涌而上的同时，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歧也在加大。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出炉的当天，中国股市就已经以接近５％的大跌幅表达了担忧。这也是众多重量级嘉宾云集博鳌的原因，他们试图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中国宏观经济”主题午餐会由此可能是本届论坛上最受注目的一次会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
撇开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直接预判，林毅夫首先试图解释一个困扰学术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出现此类增长通常伴随的通货膨胀。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林毅夫用“煎焦了的冻鱼”形象地比喻这一现象背后的矛盾：在看似稳定的物价指数背后，一面是已经“过热”的投资增长，另一面则是还未“解冻”的消费萎缩。
樊纲则对目前备受关注的巨额贸易顺差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中国企业剩余储蓄的急剧增长。他所在的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多年中居民储蓄在中国总储蓄中的比例并未提高，与此同时，企业储蓄却提高了约一倍，达到４０％左右，与居民储蓄的占比基本持平。大量的剩余储蓄因此表现为贸易顺差。
樊纲认为，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藏富于企”，这也导致了投资过热和消费萎缩的结构性背离。
大量企业储蓄形成的背后，除了企业经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真实盈利增长外，更多的则是国有企业“不分红”与不向国家缴纳资源税等带来的“制度溢利”。
林毅夫随后补充说，这一“制度溢利”还应包括大型国有企业以低利率从银行贷款，所获得的高达６０％的利息补贴——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却由于借不到钱而日渐萎缩。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会议总结时则强调，现在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但都忽略了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有很多人因为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之高而飘飘然，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迟早会栽大的跟头”。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水而不是石油”
在中国经济问题成为论坛耀眼“明星”的同时，在本届论坛上，有两个词汇也被频频提起，那就是“责任感”和“价值观”。
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分论坛上，２００６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先生呼吁建立“由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驱动的公司”，以证明企业“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可以为全世界其他人带来一些好处”。
对于中国来说，不仅需要国有企业对这一责任的承担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作为国企“大股东”的政府也应当有足够的认识。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不少国有企业却广受诟病：除了改善自己的员工福利和把更多的钱投入股市外，获得了巨大“制度补贴”的国有企业还应当如何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呢？
南方周末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尤努斯，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还难以回答。
在本次论坛上，与“社会责任”紧密相关的另一个主题词——价值观，也成为了讨论的热点。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价值观”也正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核心理念之一。
当一位听众问及印度和中国的军力发展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成为世界和邻国的威胁时，林毅夫教授引用《易经》中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对中国的“和谐价值观”作了精彩的演绎。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恐龙的话，那么这个恐龙也不会愿意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但是最好的情形是世界上有很多的恐龙，那这个时候才是和谐的。”
林教授建议，对于习惯了“我支配、我统治”这样的西方视角的观察者来说，或许可以试试从中国哲学的视角来思考世界，“我们希望实现共同的繁荣，希望和谐发展——能够和邻国、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不是件更好的事吗？”
在论坛的闭幕式上，拉莫斯似乎有意点出了亚洲文化中这种“和而不同”的特性，在谈到博鳌和达沃斯论坛的区别时，他表示，达沃斯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文化，“这个文化是相当统一的，而我们看到亚洲的文化非常多样，我们有佛教文化、日本神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我们这儿的文化有着大家庭般的和谐，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水而不是石油。”
林毅夫教授在论坛上被记者团团围住 ＣＦＰ／图
博鳌“秀”
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０７年年会看上去就像一场“秀”。与以往召开的６届论坛一样，４月２１日－２２日在海南小镇博鳌举行的这次会议，依然云集了各国政要、明星企业家和一流经济学家。
捐出４００亿美元身家的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偶像级明星”，也许没有谁比盖茨更清楚自己的身价，正因为如此，在与付出不菲费用的中国企业家们闭门座谈后，面对门外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盖茨除了微笑之外一言不发。
在即将关闭的电梯门前，一位记者情急之下叫出了所有“比尔粉丝”的心声：“Ｐｌｅａｓｅ ｔｅｌｌ ｕｓ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ｙｔｈｉｎｇ！（请跟我们说点儿什么吧，随便什么！）”
一言不发的盖茨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实际上，本次论坛就好比一个“大秀场”，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争相吸引参与者的眼球。不论是会场内外适时适地出现的星巴克咖啡、联想电脑，还是为论坛助兴的歌舞表演、高尔夫邀请赛，这一切的一切除了在“秀”自己，也在“秀”论坛。名模谢东娜夺得高尔夫邀请赛女子组冠军的消息，就成为这几天各大网站关于博鳌论坛的众多新闻中点击率最高的一则。
实际上，不论是“超级偶像”比尔·盖茨，还是超级名模谢东娜，谁都无法掩盖这场盛会真正的主角和明星——中国经济——的光芒。在论坛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肤色各异的来宾们，用不同的语言谈论着有关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世界五百强的总裁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打打高尔夫球，或者度过一个悠闲的周末，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一位参会嘉宾向记者说道。
中国经济，增长的困惑
就在论坛开幕前夕，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给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打来电话，此前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季度超过１１％，“出口顺差如此之大，他已经坐不住了，必须留在北京处理一些问题。”龙永图在午餐会上向来宾们解释薄熙来不能按原计划出席论坛的原因。
中国经济似乎正在面临某种压力。在中国经济增长数值继续喷涌而上的同时，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歧也在加大。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出炉的当天，中国股市就已经以接近５％的大跌幅表达了担忧。这也是众多重量级嘉宾云集博鳌的原因，他们试图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中国宏观经济”主题午餐会由此可能是本届论坛上最受注目的一次会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
撇开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直接预判，林毅夫首先试图解释一个困扰学术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出现此类增长通常伴随的通货膨胀。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林毅夫用“煎焦了的冻鱼”形象地比喻这一现象背后的矛盾：在看似稳定的物价指数背后，一面是已经“过热”的投资增长，另一面则是还未“解冻”的消费萎缩。
樊纲则对目前备受关注的巨额贸易顺差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中国企业剩余储蓄的急剧增长。他所在的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多年中居民储蓄在中国总储蓄中的比例并未提高，与此同时，企业储蓄却提高了约一倍，达到４０％左右，与居民储蓄的占比基本持平。大量的剩余储蓄因此表现为贸易顺差。
樊纲认为，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藏富于企”，这也导致了投资过热和消费萎缩的结构性背离。
大量企业储蓄形成的背后，除了企业经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真实盈利增长外，更多的则是国有企业“不分红”与不向国家缴纳资源税等带来的“制度溢利”。
林毅夫随后补充说，这一“制度溢利”还应包括大型国有企业以低利率从银行贷款，所获得的高达６０％的利息补贴——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却由于借不到钱而日渐萎缩。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会议总结时则强调，现在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但都忽略了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有很多人因为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之高而飘飘然，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迟早会栽大的跟头”。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水而不是石油”
在中国经济问题成为论坛耀眼“明星”的同时，在本届论坛上，有两个词汇也被频频提起，那就是“责任感”和“价值观”。
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分论坛上，２００６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先生呼吁建立“由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驱动的公司”，以证明企业“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可以为全世界其他人带来一些好处”。
对于中国来说，不仅需要国有企业对这一责任的承担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作为国企“大股东”的政府也应当有足够的认识。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不少国有企业却广受诟病：除了改善自己的员工福利和把更多的钱投入股市外，获得了巨大“制度补贴”的国有企业还应当如何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呢？
南方周末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尤努斯，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还难以回答。
在本次论坛上，与“社会责任”紧密相关的另一个主题词——价值观，也成为了讨论的热点。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价值观”也正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核心理念之一。
当一位听众问及印度和中国的军力发展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成为世界和邻国的威胁时，林毅夫教授引用《易经》中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对中国的“和谐价值观”作了精彩的演绎。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恐龙的话，那么这个恐龙也不会愿意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但是最好的情形是世界上有很多的恐龙，那这个时候才是和谐的。”
林教授建议，对于习惯了“我支配、我统治”这样的西方视角的观察者来说，或许可以试试从中国哲学的视角来思考世界，“我们希望实现共同的繁荣，希望和谐发展——能够和邻国、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不是件更好的事吗？”
在论坛的闭幕式上，拉莫斯似乎有意点出了亚洲文化中这种“和而不同”的特性，在谈到博鳌和达沃斯论坛的区别时，他表示，达沃斯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文化，“这个文化是相当统一的，而我们看到亚洲的文化非常多样，我们有佛教文化、日本神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我们这儿的文化有着大家庭般的和谐，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水而不是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