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是古人了” 专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

贝尔纳·斯蒂格勒，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早年曾因持械行劫而入狱，后来在狱中自学哲学，并得到德里达的赏识。1992年，斯蒂格勒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技术与时间》同时出版，并成为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斯蒂格勒于2006年起担任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中国美术学院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7日《南方周末》）

“中国有着惊人的活力，既有技术的活力，也有社会的活力，我认为它有能力应对技术加速的挑战。”

除了所能使用的技术人类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贝尔纳·斯蒂格勒生于1952年，经历堪称传奇——在动荡的196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78年因抢银行被捕。在狱中的五年间，斯蒂格勒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研读现象学著作，并发现“技术”问题的重要性。出狱后，他得到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指导，并写出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由于把“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引起巨大关注，斯蒂格勒借此确立了自己在哲学领域的地位。

近几年，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斯蒂格勒频繁出入中国，授课、参加研讨，极为活跃。对斯蒂格勒来说，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将中国看成对抗资本主义总体技术和“人类熵”的应许之地。

斯蒂格勒有着鲜明的理论性格，屡发惊人之论。在人们既兴奋又疑惧地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斯蒂格勒向我们揭示了“人工愚蠢”这一严峻的现实。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斯蒂格勒提出了“无产阶级化”的新解释。这个词不再是一个表示社会阶级的概念，而是指一种更普遍的人类处境。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在最近的两百多年中，经历了三次“无产阶级化”，每一次都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能力——19世纪的工业技术大发展让人们失去了手工制作的知识；20世纪消费文化的崛起剥夺了人们的生活知识；而我们正在经历的21世纪，数码技术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理论知识能力。

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让斯蒂格勒成了当今技术哲学的重要人物，且越出技术哲学的领域，将思想触角伸向人类普遍存在的基本境遇。在第一卷《爱比米修斯之罪》中，斯蒂格勒通过古希腊神话指出，人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作为普罗米修斯的弟弟，爱比米修斯自告奋勇地替兄长为世间的生灵分配能力和特长，等所有能力分配完，发现人类还一无所有——他把人类遗忘了，接下来就有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火就是技术、工具，因此，斯蒂格勒把人称为“代具性”的存在。

由于人在起源处就意味着“遗忘”和“盗窃”，所以，工具和技术带来的并不全是福音。人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也被技术所规定。除了所能使用的技术，人类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代具性”使人类“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