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震托起的生命伦理命题

人类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需要足够的尊严和基本的秩序，否则灾难将是加倍的，这靠什么来保证？

一

在“范跑跑事件”的主角范美忠先生跑地震的同一时刻，大半个中国处于地震的恐惧中，不低于两亿中国人在逃生。但只有范美忠的那一跑，被反复解读、反复争议和争吵。逃生是人们共同的本能，但是，逃生的“风度”确实不一样。其中，尤其是教师，尤其是正在上课的教师逃生的表现，最为令人“放不下”！

这就是范美忠老师在“5·12大地震”那一刻的“先跑”情节为人原谅,而过渡到“范跑跑事件”，则是因为他那著名的独白，表达了他心中的生命伦理，他在逃生关头的师生关系、亲人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和公平等等观念。我们不妨把这当成两回事来看待，先回到地震那两三分钟的尖锋时刻。

为什么不招呼学生一起跑？这不需要增加成本呀？可是，事实上，有的老师当时就是没有招呼学生。有的是完全不辞而别，感觉到大地震来临，一句话没有就跑了。有的甚至主要情节都跟范老师相似，即先叫学生不动，等老师先到教室门外去看一下——根据学校离地震中心带的远近，可以想象老师在门外会看到什么景象——然后，再没有回来。

这种令人难堪的情况，在受访的每一个学校都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范美忠。

在大学，也有教师不跟学生招呼，夹起电脑，一眨眼就不见了。但一般地说，大学的情况跟中小学略有不同。大学生更加自主，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比教师更早感知和确认地震并喊出“快跑”。大学教师跟学生交流不如中小学多，但在这种时候，学生和老师显得比较平等，大家一起跑。有的年纪较大的老师，则是学生夹着跑。一位受访的大学教师介绍说，师生们一边跑，一边互相提醒“不要慌不要慌”，基本可以说是“有序”的。

现在看来，只要老师在那个惊慌而绝望的时刻呼喊了一声，然后“和学生一起跑”，都能获得比较正面的评价。实际上，差不多每一个学校，都有正在上课的老师临场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的，有叫学生不跑、抱头、钻桌子的，更有叫男生照顾女生，教师跑在最后的。一般的学校，能有后两种表现的老师加起来，应该超过半数。

二
应该考虑到，当我们坐在安全的地方，从容不迫地分析人们在那一时刻的表现，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甚至经历过地震的人，叫他说出当时的恐惧和绝望来，也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只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在那猝然来临的瞬间，一个人所能作出的惟一正确的判断是，命运不在人的掌握之中。那是一种毁灭感，很绝望很无助。

我们知道，在成都，在这个并没有垮塌的城市，有人在那一时刻做了跳楼的选择。这当然是错误的，即便在三楼，等待他的命运至少也可能是伤残。但也可能是正确的！就像映秀那个11岁的小孩，她在6楼的教室里想：“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拼搏一回！”她跳下去了，她成功了，因为楼正在坍塌，她相当于坐上了降落伞——地震的残酷超出了人们的经验，是否“反应过度”，只能由事后的结果来证明。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每一次地震都会有本来不会伤亡而跳楼伤亡的人。

我想说的是，也许确实应该相信，人在那种时刻，会容易失去自我控制力。或者也可能如范美忠先生所表述的情形，本来“很爱惜自己的生命”，遭遇危险时“跑得比较快”。向生恶死是人的本能，每一个人在地震面前的基本反应都是恐惧和逃生。在这样的基础上，“先跑老师”似乎获得了“理解”。

然而，危难时刻仅靠本能支配逃生，那情景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说飞机轮船上那种更加绝对的场景了，以正在上课的老师“先跑”为例，对学生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不太容易见诸媒体的“新闻”是，许多本身没有造成伤亡的地震，也曾经导致学校楼道堵塞和踩踏事故，一些经历过此情此景的学生，多年后回忆起那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对老师的心情，还是非常“复杂”的。

范美忠教师的学生，在第一时间已经对他发出过疑问。打开成都某中学百度贴吧，显得十分刺眼：“强烈鄙视地震时只顾自己逃跑的老师”；“大家来写下地震时你所看到的老师！”“地震来了的低素质老师（初中部）”；帖子里写下了这些老师的名字。一个帖子问：“在今天下午地震时……完全不管学生的安危，这种人配当老师吗？”接下来的跟帖里，纷纷回答的是“不配”！“先跑老师”正在承受学生们的嘲笑和鄙视。

三

这种“心灵塌方”是地震后必然的“次生灾害”吗？不见得。至少，爱和悲悯也是人的本能，人类的所有高贵都可能在那一瞬间与本能一同迸发。

在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七年级正在上语文课的一位老师患腰疾，坐着上课，起身困难，地震时，她的平均年龄13岁的学生们把她“架出了教室”。也是这所学校，一位八年级学生在日记中描绘了她的惊恐，同时也写道，她第一个跑到教室门口，但她还在临出教室时回头想看她平时玩得最好的同学。

也许孩子们并不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相比之下，教师对地震的恐惧可能更深切。但是，冒着危险组织学生逃生的，并不一定是最冷静、最“不怕”的老师。一位有序地组织学生离开教室，而自己走在最后的教师，开始是很惊慌的。一位小学教师两次冲进教室去抱吓得躲到桌子底下不出来的孩子，都是哭着去的，他非常害怕。另外，也是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一位外籍教师，地震时在都江堰的一所大专学校教英语课，学生多是18岁以上，他仍然组织了学生们逃生，自己最后逃出。

当然，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心有余悸地想，它们来自并没有在地震中垮塌的学校，如果楼真的砸下来，我们这里就只能以悲痛的心情来叙述故事的后半部分，而不是讨论职业道德了。

现在所能看到的情况，外籍教师差不多在地震中都比较冷静，并曾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自己逃在最后。一些外教认为，在危险的时刻甩开学生先跑是不能原谅的。实际情况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是教师的“行为规范”，他们把它当成“习惯”带到了中国。而在我们这个尊师重道的国家，既无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许多老师而言，更没有这样的观念。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讨论“范跑跑事件”时，周孝正老师问范美忠道：你说你的学生是十七八岁，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意思是，如果是18岁了，就是成人了，范老师就没有责任了，“先跑”的意义就不同。但是，在多数外籍教师看来，即便学生在18岁以上，教师也是不应“先跑”的。

四

那么，当一个群体面临生命危险时，其中居于不同地位的个人，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应该如何处置？作为一名教师，在地震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先跑，救助学生是职业责任和道德义务，或是“分外善行”？

有人把地震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先跑”视作“临阵脱逃”，因为他“正在履行职务”。一座离“5·12地震”中心带三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受地震波及，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学生说，他要投诉他们老师，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突然跑了”。

“老师突然跑了”，学生可以按规定投诉，但如果加上地震的前提呢？这位同学说，那更应该被投诉！同学的理由是，老师负有“不能先跑”的职务责任。

道德的基础是公正。要求老师不能弃学生先跑，是否公正？要求船长和飞行员不能“先跑”，是公众基本赞成的共识。飞行员和船长有更多的逃生条件和本领，他们有条件“先跑”，但他们“先跑”对其他人却是不公正的，公共后果也是更严重的。教师相对于学生，没有船员对旅客，飞行员对旅客的优越性，教师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负担组织和疏导逃生并且自己“不能先跑”的义务？

因为地震，因为“范跑跑事件”，把非常时刻的“逃生伦理”问题托到了公众面前。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逃生伦理”的“基本定律”：在面临公共灾难的时候，占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人，不能利用这种条件作为个人逃生的优势，而必须运用这些条件帮助公众。根据这个原理，一个单位的领导把其他员工置于余震中的大楼里，自己在安全地带工作，是不道德的。

而教师不仅在观念上对学生居于支配地位，对于小学教师而言，在体能上也相对地占有优势，如果他正在上课，他在离门口和楼道更近的位置，职务给他带来了“先跑”的条件。但教师不能把这些条件作为先跑的优势，否则是不公正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所以，教师对学生负有组织和疏导逃生的义务。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规定，高考期间若碰上余震，教师“先跑”将被处罚。这个规定第一次把老师保护学生的义务强化到职业责任的地步，一方面受“强人所难”的质疑，同时也有人认为，道德和法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人们不能尽到道德义务的时候，可以规定为一种责任。

最终的问题是：人类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需要足够的尊严和基本的秩序，否则灾难将是加倍的，这靠什么来保证？“逃生伦理”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