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反应　陆乐的急救实验 | 创业者

“六年来，我们已经服务了三百多场马拉松比赛，可以持续通过赛事去完善体系、迭代产品。”2017年，被誉为“全世界最安全的马拉松”的东京马拉松开始采用“第一反应”的“赛道救援指挥系统”，“任何地方有人倒地，我们平均30秒就赶到了，日本是100秒，我们的效率已经超过了他们”

“顿”

2012年2月5日上午，几通电话让陆乐的心口一紧。

电话来自不同的人，但无一例外言语间断而急促。他们是陆乐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班的同学，此刻正在深圳参加商学院戈壁挑战预选赛。他们身边躺着一位校友，几分钟前，后者在距终点200米的地方突然倒下，心脏骤停。120救护车还没到，随队康复技师在慌乱中对其采取了胸外按压，但于事无补。同学们希望陆乐能告诉他们怎么办。

陆乐有十几年户外经验，外号“船长”，是中欧商学院户外协会的发起理事。他在2007年就开始在同学会内部做户外安全和紧急救援方面的宣讲。

陆乐建议立即使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但现场并没有配备。“急救医生现场除了胸外按压也没有别的办法；几分钟后，人被救护车拉走了。到中午，就知道人没了。”一通通电话像过电一般，挂掉最后一通时，陆乐只觉得像被闪电打中，时间抽掉了发条，死一般沉寂。

去世的校友36岁，是个初为人父的创业者。虽然陆乐与其从未谋面，但那天，他脑海里几乎全是这件事。他意识到，自己不想止于惋惜和哀悼。

六年后，2018年的一个清晨，在北京二环的一家咖啡厅里，已是成立6年的全民互助急救平台“第一反应”创始人的他，将那天接收到的所有信息看作内心巨变的“催化剂”。

陆乐自小习武，最初是中国传统的形意拳，中学时开始学习西方的拳击、格斗。后来去日本上大学期间，他开始广泛地接触滑雪、潜水、爬山、漂流、雪地摩托、无动力帆船等户外运动。“我也受过很多伤，有的甚至很严重。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遇到再大的风险，无论是脖子断了，还是心脏停了，只要准备充分，人是没那么容易死的。但是我回国后，就经常会听到跑步、健身死人了，游泳死人了。跟国家登协的教练们聊天，也经常就会听到他们说起一群驴友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派去救援的队员因此受伤甚至丧命。”

事实上，陆乐最初决定做不定期的安全宣讲，正是体会到了身边同学安全意识的缺失，“比如他们去爬山，不会想到要带一个急救包，或者多带几份应急食物；不会预想有人受伤之后该怎么办，如何撤离；也不会想到山里手机可能没信号而准备对讲机；更不会想到让每个人接受一些正规的训练。在国外，不是等你遇到了问题，再去想怎么解决，都会事先做好准备，有风控预案，你不能赤条条地就去迎接风险。”

陆乐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救命不是那么简单。在意外发生时，大家只会打120，但医生能在四分钟内赶到你身边吗？你能依靠的可能就是你身边的陌生人；遇到大灾大难，就更需要自救互救，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提出，灾害发生72小时之内，政府很可能无法提供救援，老百姓要充分准备自救，减少伤害。那我们如果能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互救体系，赋予更多人急救的能力，解决这个结构性的缺陷，挽救回更多意外的生命损失，那就太有意义了。”那一刻，陆乐觉得自己体会到了“顿”的感觉。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释放，也是一条自我寻找的藤梯。

藤梯

陆乐生于70年代上海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从小教育他凡事要自己做主，能扛事、有担当。从小学起，他就很独立，到了向往自由的中学时期，他便向父母提出从家里搬出去自己住，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六七平米的小房子，他在那里独自度过了初高中的时光。

后来，他考入了北京一所知名理工院校，却因为某些原因最终放弃。肄业的日子，就在一家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打杂。

经过两年社会大学的历练，陆乐决定回归校园。1993年，他成功申请到了日本知名私立学府庆应义塾大学四年的全额奖学金，就读计算机和公共政策专业。日本的90年代后来被许多人称作“失去的十年”，冷战结束后，日美在高新技术和双边贸易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