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荒漠绝响， 无问西东（下）

“成果卓著，慰勉有加”

中国西北考查团考查的地域之广阔、时间之漫长、学科之众多、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为人的准则。

——陈诗闻、王德民

距离吐鲁番十多公里的交河故城，从空中俯瞰如一枚狭长的扁舟，矗立于30米高的台地之上。东西两边有天然的河道相护，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都城和生土建筑群，绵延存在一千五六百年，最终毁于元察合台汗国时期。

黄文弼在科考途中 图 / 王忱提供

西北科考的数年里，黄文弼踏遍塔里木盆地南部东段以外所有地区。1928年和1930年春，他重点发掘了交河故城。

今天的来访者只能在上世纪90年代青红砖砌成的主干道和次干道上步行，旁边的生土——那些科考家们蹲守过、早年交河居民戏耍的区域，“严禁踩踏”。

目之所及，眼前依旧一片土色。偶尔凸显在视野里的一个方框，总让人要猜测，那是汉唐官署或民居里的门，还是窗？除了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和仅有的四株野西瓜藤，交河故城寸草不生。这两种植物不宜人类食用。两千年前，当地人除了划舟到河道对面的陆地购买食材，最可拿来物物交换的资本便是陶器。

黄文弼在交河的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和高昌麹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具有很大价值。也是在1930年，他在罗布泊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

研究者们都认为，黄文弼最引以为豪的，当数在罗布泊东发现土垠汉代烽遗址。1930年4月23日，他派人四出探寻古迹，悬赏以待。当日风沙大作，傍晚时分，焦急等待中：

忽瞥一骑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猎枪横陈马脊，左手执韁，右手秉栉，踏蹀徐行，掠余帐而过。余异之，揭帐而视，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欣喜之余、慰勉有加。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

当年四五月间的两次发掘，共得六百多件文物，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七十多枚汉代木简。

“什么是汉简？”9月28日夜，新疆师大活动的与会者、龚继成的孙女龚长桥问朱玉麒。

“毛笔写在木片上的文书。23厘米左右高，是汉代的一尺，人坐地写字够得着的尺牍。当时篆书记事麻烦，上下延伸，一简写不了几个字，新起的隶书扁，能写更多字，欸，就改用隶书来写了。”

“两千多年的文字，今天还能读懂，好了不得。”龚长桥慨叹。

“那是汉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帝国的旨意传达都靠文书。虽然文牍很慢，但它有节奏。”学语言出身的朱玉麒笑着打开了话匣子。“汉简既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依据，也是了解边防设施、烽燧制度等等汉代文化、经济乃至阶层关系的入口，一隅反三，你会发现，西北边塞在很多方面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

“季羡林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出席新疆师大活动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在此前演讲时说。多年来，他一直做库车、和田等西域地区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致力于探讨精神文明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正是对黄文弼等先人研究的继承与深入。

《黄文弼第一次蒙新考察日记》 手稿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如果说，贝格曼在科考中肩负着帮安特生验证‘西方文明（人种）说’的使命，那么黄文弼呢，他也是带着自己的意图和动机出发的？”我问朱玉麒。

“对，是有的。他就想知道中原文化到底向西能推到什么地方。他最开始是想证明中国文明究竟有多强大、多强势，最终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故吾人欲研究东西文明之推进，非在新疆寻觅痕迹不可，此为无可怀疑之事也。’（黄文弼《高昌陶集·叙言》）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就是，中西文化许多的流传痕迹，必须在新疆找到源头。这和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是说人类文明是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

朱玉麒接着细说：“研究史前文明最主要是通过器物，器物中最重要的是丝路沿线中的彩陶，也就是陶罐，可以看出来西方样式怎样往东传，最终被中国吸收，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怎样往西传，在吐鲁番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印证。包括钱币，有西方压制的钱币，也有中国的孔方。还有铜镜，中国的铜镜是圆形的，中间一个纽，西方的铜镜是带一个柄的，在新疆可以看到，东西方的器物在这里交汇。黄文弼所做高昌的陶器文化，至今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东西文明的交汇必在吐鲁番看到。所以，对西域文明的探索中，他从原先的国家利益出发，直至得出来一个更宏观的想法，人类文明是通过交流产生的。在这样的过程中，黄文弼自己也成长起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科学家的形象。西北考查团在这点上功德无量。”

几乎与黄文弼同时，贝格曼在内蒙额济纳发掘出一万多枚汉武帝至光武帝时期的居延汉简，并发现了距今近四千年的小河遗址，堪称划时代的考古发现。居延汉简抗战时曾送到美国保存，后来全数运至台湾。

“虽说汉简发现者是瑞典人，但这批文物完整地保留在台湾，而且研究者主要是国内学者。这一发现对于两国学术界的重要性而言也不可同日而语。这恐怕也是贝格曼在瑞典默默无闻，而在中国名声日著的一个原因。”专家指出。

在地质、地理、气象、古生物等各个领域，西北科考团也很快交出了令学界兴奋、世人咋舌的成果：

出发才一个多月，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当时徐旭生就估计它“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此后，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了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

袁复礼在考察中 图 / 袁扬提供

另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中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1928年10月下旬，科考团首批团员、北大物理学系学生李宪之与德国气象学家郝德等人在铁木里克进行寒气象观测时，遇上了一次强大寒潮的侵袭。“寒潮越过天山山脉后进入青海省西北部，把观测用的帐篷、仪器全部吹坏，风力远远超过12级以上。”李宪之的儿子李曾中回忆，“父亲说：如果不是他亲自遭遇了这次寒潮的袭击，他也绝不会相信，来自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在穿越了上千千米的路程之后，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德国摄影师李伯冷随考察团在天山拍摄的照片底片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这次“奇遇”对李宪之的一生影响重大。1930年李宪之与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