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即吾家

当北京回龙观的“黑中介”王大海以“房东要收房”的理由临时赶走租客时，在杭州生活的少女路芬正在四千块月租的房子里抓老鼠。当老鼠深夜从窗帘后爬进来时，路芬额头上全是汗。听着老鼠啃咬物件的声音，路芬蜷成一团，瑟瑟发抖。

一夜无眠的路芬恨透了这间房子：住进来没两天，空调漏水了，洗衣机罢工，老鼠上门……一堆糟心事接踵而来。路芬不是没有提过退租，但中介用高额违约金唬住了她。“黑中介”王大海则更喜欢从频繁更换租客中牟取暴利。

地产中介的作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的火热——周边店铺还未开门，中介公司已早早上班。

这是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经历的“成人礼”——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把人们推向陌生的城市，他们需要在搬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金媛大学毕业后租房，住了一个月就被迫搬家，冒雨看房的时候，又被告知房子刚被订了。金媛哇地一声就哭了，打电话给妈妈又被数落了一通：你哭什么哭，没出息！收线后的金媛蹲在雨里哭了很久，那种对命运的无力感和对大城市安稳感的期待，弥散在冰冷的雨帘里。

谁是受害者？

屡次搬家、居住环境恶劣、房东/二房东粗暴逐利、房租连年上涨，是租客的切身之痛。这种痛感客观上推高了人们购买商品房的意愿，一同推高的还有房价。

“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高到世界最高的程度，所有地方的住房自有率都挺高，农民都有房子，小城镇70%到80%自有率，中等城市70%到80%的自有率，大城市也是70%到80%的自有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分析说，“自有率高只说明租赁市场不发达，租赁机制不发达，而不是需求已经饱和，同样是住房也可以是租房。”

租赁市场的不成熟加深了人们居无定所的漂泊感。有人在北京8个月搬家4次；有人在半夜被房东赶出门；有人把成年后的崩溃大哭每次都给了找房子和搬家；有人跟父母说“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就跟流浪猫狗似的”……租客们在不安中逼着自己坚强。

在大量的媒体报道和租客自述中，房东常常被恶化为“坏人”的形象。但房东也可能是受害者。

山东烟台的张剑雄把一套60平米房子租了出去，他向媒体记者提供了几张租客走后的照片：客厅桌面、地面是旧家电和破棉被；主卧室地面挤满了鞋盒、破衣服等废品，木床板上碎了一个大洞；厨房地面全是餐厨废品；马桶里倒满了方便面等残羹，马桶又黑又脏，坐便盖也碎了。广州房主杨莉华在经历了不愉快的出租经历后，索性把120平方米的房子空置近一年。

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租房无法给予人们稳定的居住自由？安居一定要买房吗？

租客白居易

从周公时代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到《汉书·货殖列传》的“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无不体现了人们对居有其屋的向往。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设想诞生于茅屋为秋风所破之夜，如今依旧能品出现实峥嵘的味道。

然而，“居”不局限于房屋所有权，更泛指房屋居住权。唐代的房屋租赁业其实十分活跃。为了让各地官员回长安述职方便，唐代设有“代办处”，代办处的房子也是租赁而来。据《唐会要》记载：“太宗对侍臣说：‘倾闻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师，皆赁房与商人杂居。’”外地商人来京师经商赁房是常事，游学士子也是不小的租房群体——唐代的租客几乎涵盖了士农工商、乃至方外人士等各个社会阶层。这无疑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官员在长安供职而无屋宅的情况更多，白居易在《卜居》中表达的房产观多少能印证当时的场景：“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居。长羡蜗牛犹有居，未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现在读来也字字扎心。

白居易32岁才及第“校书郎”，他在偌大一个宅子里只租了一个“东亭”，相当于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租了一个小单间。婚后他也继续租房，直到有了女儿被夫人催着买房时，白居易也只是淡淡丢过去两句：“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心。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

宋真宗天禧年间

据史料记载，宋真宗天禧年间，仅在汴京（开封）就有公租房23300间，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变成了26100间。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科长3名，科员50名，维修工500人。局长统抓全局工作，副局长分管租赁、收租和维修，科长定期巡查，科员负责收租，维修工负责修理维护。

现在看来，白居易的想法更接近西方思维——不看重自己所居房屋之归属，有房长住便好。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英法两国都有超过30%的居民租房住，德国更是高达48%，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德国人要一辈子租房。

实际上，中国城市居民也没有买房的传统，除白居易以外，苏东坡、欧阳修、鲁迅、徐志摩、陆小曼、丁玲、蔡元培、谢葆璋（冰心先生的父亲）等人都在长长的租客名单上。

鲁迅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都租过房子。他当年在上海北四川路租住的公寓，向前任房客支付的转租费（当时称为“顶费”）加上一年房租，几乎能在北京购下一套四合院。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也一直租着洋房、别墅，他们雇女佣、开派对，就是不买房。

民国时期，海归租客大有人在，住集体宿舍的知名教授也不乏其人。房子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也不是衡量他们学术水平、社会价值的尺码。

中国人有着千余年的租房史，浓厚的租房文化在文人墨客诗文唱和，才子佳人的缱绻相依中都可窥见。“爱买房，不爱租房”的观念和行动是最近几十年才形成的。租房有很多问题，但租房本身不应是问题。

人们对房子的基础需求是使用，而不是拥有。我们身处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人们的行为应秉承“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这一原则。还有学者说，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房子应该承担的资源流转责任和共享属性就应该越强。

广州的江永耀有三套50平米大小的房子，在他的描述里，合适又愿意长租的客户并不多，三套房产竟也有同时空置的时候。在中国，紧张的住房关系与谜一般的空置率让房地产的神经敏感而紧绷。我们至今都没有关于空置率的权威数据，不同机构给出的推测结果在11%至23%之间。按照国际常见标准，我们处在供求危险或房屋库存严重积压的区间。

2017年11月2日，中国建设银行首个建融家园在广东佛山揭牌。

田国立想把国内住房的存量调动起来。他极度认可这句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田国立是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他惯于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去思考解决办法。要想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起来，房子就需要去除金融属性，回到“住”的功能上来，引导空置住房流入市场。但房地产租赁业务不归银行管，金融这把手术刀该怎么切中房产租赁业的痛点？

长租破局者

发现问题、抨击现象者多，但解决问题、改善生活者寡。在哲学家彼得·辛格眼里，“对世界的状态唉声叹气没什么意义，除非你能想到什么方式来改进它。”

2017年11月，刘军和同事们围绕存房业务模式进行专题研讨。

2017年11月初，田国立向全行提出了上述课题。建行广东分行行长刘军很快跟进，组织分行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这一天注定是转折点——那天是双11，人们的生活方式被电商的一次策划而改变。刘军当天在纸上写下四大主体：房主、租客、建行、租赁企业，想重新梳理四者的关系。众人思维被困住，会议一度僵持。最后是一个刘军没叫出名字的客户经理给出了能落地的解决方案——把客户的房屋以不动产的形态，纳入到财富管理咨询服务中，建行为房主提供房屋评估服务。

经过几个礼拜的业务逻辑完善，刘军在2017年底带着这个名叫陈明凤的客户经理去建行总行做了汇报，田国立听完很兴奋。——这是日后街上出现“要存房，找建行”标语的前情提要。

房主可以把自己的闲置房源提交给建行进行未来3-8年的租金收益评估，房主认可该收益后，建行再推荐房主和建方公司达成住房长租权交易（建方公司是由建行旗下的广东建融住房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方圆集团旗下专业公司合资设立的租赁企业）。由建方公司向房主一次性或分期支付未来的长租租金，并负责维护房屋质量、进行出租及租后管理。在交易期满后，房产将归还房主。媒体和公众把该业务俗称为“存房”，建行内部称其为“不动产财富管理”业务模式，并特设不动产财富管理部，率先在广州进行试点。

杨莉华网上看到这一新闻，只花了半小时，就决定把那套闲置约一年的120平米房子存入六年。按照合同约定，该房产的租金每年以2%左右的涨幅递增。如果她一次性拿回所有租金，那房租价格相当于市场价的八折；如果她选择每年拿租金，房租价格约为市场价的九折。

把房存出去的杨莉华很快又租了一间200多平米的房子自住，也签了六年。她成为房屋长租的拥趸和坚定执行者。拥有三套住房的江永耀也是一样，把房子存出去后，又长租一套面积更大的房子自住。“我和房东签了3年，并约定谁违约谁罚十万。”江永耀提到这一任性的合约细节时朗声大笑，这笔违约金相当于他一年的房租。

8个月，存入5000多套房，70%为空置房，广州地区的成绩单让建行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该业务激活闲置房源的能力——业务设计者原本估算空置房的比例为20%左右。长租形态在民间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社会资源在流动的同时因此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当长租可以安家时，以租代购的居住观念也就成了潮流。

“银行是最大的搅局者，或者说是颠覆者。”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称，银行对租赁住房市场的强势介入对这个行业是革命性的，将改变这个行业的格局。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租房市场会越来越规范，房东随意涨价，解约的现象将逐渐消失，租户的权益将获得大幅提升。中国首部专门针对住房租赁和销售的法规推出，也让租赁市场的未来更加明朗。

建行以传统银行的身份开展着不传统的业务，以现代金融手段推动更多长租公寓入市，去除房子的金融属性，平抑租金市场的价格波动，房屋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为城市留住更多人才。

长住即安家

吴浩从江西来广州的第一年，父母来看过他一次，儿子住在不大的小单间里，每月还要付2300块房租，父母在宾馆里商量着想让儿子回老家去。

客户在建行网点咨询存房业务。

出来打拼的吴浩当然不肯，现实很快向他出拳：租了一年后，房东声称要涨房租，涨幅超过21%。吴浩当然也不肯。于是他很快找了个房子搬进去。结果生活又给他颜色看：下水道堵塞、厨房漫水。吴浩住了半年就匆匆逃走，搬去了全新的回迁房。这是他在CCB建融家园上找到的房子，该平台有建行所有的长租房源，这批回迁房则属于建方吸纳长租并上挂建行平台的集中式房源。

经过建方公司改造升级后的长租房源。

在吴浩上门验房时，建方公司主动出示了房屋的甲醛报告——建方公司通常会为长租房进行老旧家电和家具的更换、并在空置数月、甲醛指标合格后投入市场。吴浩觉得住进了样板间里。最后他签下了3年长租合同，与房东的租金条款类似，建方公司也向租客承诺2年不涨房租，第三年以2%-3%的比率增长。——而且这是一份没有中介费的合同。

吴浩的父母今年又去广州看儿子，这次没有住宾馆，也没有再提让儿子回老家。

60多岁的陈德雄是广州某中学的退休教师，今年初与爱人商量后把两套房子以最高年限存了出去，目前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在他眼里，来广州打拼的年轻人和自己儿子一样，工作并不稳定；走高的房价和频繁更换的工作加深了现代人的焦虑；如果能有相对稳定的住房，焦虑和不安的情绪会减轻很多。他乐于让更多年轻人通过长租改善生活，而他自己也用拿到的部分租金换了一辆心仪以久的好车。

与周边的房屋租赁价格综合相比，建方的长租房源租金略低或达到持平。在租金持平的情况下，建方的房屋状况要优于其他房源，有着更大资金优势和供应商优势的建设银行对于建方控制运营成本的协同作用是自信的。

即便如此，需要巨大资金流的长租业务，也让建方在短期内也无法盈利——内部人士乐观估计会在2至3年内实现盈亏平衡。方案设计者陈明凤反复强调“建行不是中介，建方也不靠价差来挣钱，双方合作提供的是居住解决方案”，她透露建行正在成立安居产业联盟，资源整合才是建行未来的盈利方向。

当存房业务获取到越来越多的长租房源，小范围的“垄断”一旦形成，租金还能保证友好吗？建行广东分行不动产财富管理部总经理温广平回应称：“只要我们不涨价，其他机构就不敢涨！我们是租金的稳定器。”

《孟子》有云：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持续的租金友好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义以为尊，建行为蓝领工人提供了租金更优惠的“劳动者之家”，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大五时光”低价租赁房，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为广州吸纳人才。

但凡是蛋糕，总有人来分而食之。在长租房业务经过了市场的初步验证后，建行广东分行接待了一拨又一拨来学习交流的访客，其中包括同行。众人投来质疑的眼光：会有所保留吗？“不会，我们毫无保留。”陈明凤说，董事长也没给过业务模式不许外传的指示，“相反，他希望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其它方能为住房租赁市场赋能。”

如果从建行解决居民居住需求、提高存量住房市场风险承受能力、用金融手段促进房屋的流动与共享等初衷去看，塑造积极健康的租房文化，让人们体面地租房、自由地居住，建行需要更多的同行者。

可以看到的是，当现代金融的力量和呼唤长租的现实需求相遇，根植在先人骨子里的租赁文化回归就显得非常自然。从白居易笔下吟诵的唐代盛世，到今天的人口不断流入的现代化格局，千年以来不变的，是城市的熙熙攘攘和渴望住下来的每一个真实存在。以建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凭一己之力，改变人们长租的理念，无疑让人们对城市和未来有更多的期待。

（应要求，本文的王大海、路芬、金媛、杨莉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