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　与宿命为敌 | 封面人物

黑泽明出生于武士家庭，父亲对待事物的态度极为严苛。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梳武士发髻，常常背对壁龛端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地拍滑石粉

黑泽明（1910年3月23日-1998年9月6日）

影子

2018年9月，电影圈有两条新闻备受关注：6日，日本导演黑泽明逝世20周年；30日，张艺谋新电影《影》上映。抛开时间上的巧合，从《影》的影像中不难看出，这恐怕是张艺谋对黑泽明的又一次致敬。

看过黑泽明《影子武士》（1980年）的人，自然会把两个影片放在一起比较：同样以替身为主题的故事，黑泽明通过描述武士精神和荣光的消逝暗示自己的创作困境，似与流行和时代渐行渐远；张艺谋则希望展现权力斗争的水墨色图景中人性的复杂和变异，试图完成一次影像美学的突破。

即使主题相异，张艺谋影片的色彩构图、恢宏场面和服装设计等构思均与黑泽明的电影风格相似，仿佛应了《影子武士》中那句经典台词：“一个人如果不在了，他的影子还会存在吗？”

《影子武士》 1980

八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曾推出20世纪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黑泽明被评为艺术界的代表之一。张艺谋撰写了黑泽明的部分条目。他提到，自己第一次看到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1950年）时，“一下子被它迷住了。”

“黑泽明的电影风格是男性的和豪壮的，呈现阳刚雄浑之美。”影评人、日本电影研究者舒明说，“《纽约时报》的讣闻称他为专制的完美主义者，具有画家的构图感、舞蹈家的律动节奏和人道主义者的温和敏感性，令两个世代十多位导演深受其影响。”

1990年，黑泽明在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亚洲电影人。张艺谋坐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亲眼目睹了全场起立鼓掌的一幕。

那天是黑泽明80岁生日，他的第29部电影《梦》将在两个月后上映。头发花白、以大框褐色墨镜为标志的老头儿颤巍巍走上台，双手接过奖杯，一开口便说受之有愧，“我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台下哄然大笑，他愈发严肃，“这是真的，我还没有搞懂电影的精髓，还在学习，希望往后的创作生涯里，我能够靠近和理解它。”

为他颁奖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也是黑泽明的粉丝，受其影响至深的导演还有拍过《出租车司机》的马丁·斯科塞斯和以《教父》闻名世界的科波拉。

好莱坞电影大师们将黑泽明奉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天皇”“巨匠”，这些附加的头衔令黑泽明感到困扰。

私下里，他经常和身边人说，“所谓的天才不过是像笨蛋一样拼命努力的家伙，虽然其中有人生来就是天才，但不要抬高我，我只是沉迷于电影的‘笨蛋小六’[《电车狂》（1970年）的主角，一位痴迷电车，幻想自己是电车司机的低能儿]哦。”

“咚哐咚哐”，“小六”的电车每天都在疾驰。

“邂逅”命运

在自传《蛤蟆的油》里，黑泽明回忆，在自己的电影生涯中，但凡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助他一臂之力。

他的从影之路本是场“意外”。1936年，在从报纸上看到P·C·L电影制片厂招考副导演广告的前一秒，他从未想过闯入电影界。当时，26岁的他怀疑自己没有独到的眼光，刚放弃成为画家的梦想，急于找份新工作。

山本嘉次郎导演是他的第一个伯乐。因为欣赏黑泽明对文学、绘画、乐曲等艺术形式的鉴赏水平和独特见解，他亲自指导黑泽明写剧本、学剪辑，教他处理拍摄现场的各种工作。

在山本拍摄的影片《马》的故事中，有一幕是母马到处找寻被主人卖掉的马驹，黑泽明将母马冲开马厩、奔向牧场的表情和行动做了戏剧性的剪辑，但放映时丝毫看不出母马念崽的心情。山本先生给了提示，“这里要的不是情节，而是哀愁之情思吧。”黑泽明顿悟，将母马在月明之夜漫无目的奔跑的远景镜头拼接进来。

对电影日渐着迷的黑泽明盼望早日担任导演，在《马》的外景拍摄期间，他每晚躲在宾馆楼梯口狭窄的被褥间内，支起一张小桌，在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下，用铅笔在白纸上涂涂写写，以每天至少两三页的速度，开启了疯狂创作剧本的阶段。

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日本的《电影评论》《新电影》等杂志上，常常发表黑泽明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在正式执导电影之前，他参与编写、改编的剧本已有八九部被搬上银幕。

等待契机的日子漫长也恰到好处。赶上早期P·C·L电影制片厂崇尚美国电影制作模式，学习美方提拔副导演的举措，黑泽明蛰伏六年，终于拿下《姿三四郎》（1943年）的执导权。

影片中，被师傅训斥的姿三四郎为了平息争强好斗的怒气，在冷水池泡了一夜。晨雾缭绕的早晨，曙光乍现，他无意间目睹水中莲花朵朵绽放，悟出人生真谛。动人心魄的画面与片中多幕激烈打斗的场面相映衬，留下了黑泽明电影中的第一组经典镜头。

《姿三四郎》 1943

《姿三四郎》成为黑泽明第一部取得商业成功的电影，并让他跻身成熟导演的行列，逐渐崭露头角。

参与创作黑泽明电影剧本的植草圭之助是黑泽明小学时代的挚友。他回忆起这个时期的黑泽明时写道：“他充满智慧却又十分纯粹，敏捷俊秀，皮肤白皙，正值青春年华。除此之外，他的内心萌动出崭新而又与众不同的素质来。他具有作为电影导演叱咤风云、统帅全军的能力，让目睹他成长的同行刮目相看。”

“预备，开拍！”黑泽明不曾想到，自此他便是摄像机镜头后的统帅，而这只是他与电影牵绊一生的序曲。

武士情怀

回顾黑泽明一生的31部作品，武士是他持续偏爱和不断诠释的形象，他不仅擅长展现武士多面的个性，更深入探讨了武士的传统精神和命运走向的可能性。“武士”形象由此作为他电影风格和元素的显著标签，为他赢来无数声誉。

武士身份和文化在日本存续近千年，黑泽明就是出生于武士家庭。小时候，父亲梳武士发髻，常常背对壁龛端然正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地拍滑石粉。父亲对待事物的态度极为严苛，从不让黑泽明在冬天穿袜子，连餐桌上鱼头摆放的方向亦要遵守武士的规矩。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大名的权力被剥夺，武士阶层逐渐消亡，仅在柔道、剑道和商业中还残存武士精神。黑泽明从小对剑道情有独钟，从五年级起每日去道场习武，以少年剑士自居。在家庭环境和个人兴趣的指引下，“武士”的血脉悄然注入他的体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1952 年，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电影审查机制极为严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剧本都被否决，表现武士忠勇或复仇的古装片全部遭禁。随着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电影审查制度宣告终结，武士片随即得到恢复。

“早在1952年拍摄《生之欲》时，黑泽明就想拍切腹武士一天的生活，希望细致入微地刻画武士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编剧桥本忍接下这个任务时，已经和黑泽明合作撰写了《罗生门》和《生之欲》两部影片的剧本。因无法确认战国时期武士的饮食习惯，两人不得不放弃。黑泽明不肯作罢，将主题设置成“百姓雇佣武士”，促成了《七武士》（1954年）故事的诞生。

与往常的创作不同，在同一个壁龛内坐下，黑泽明从书包里拿出的不是草稿纸，而是厚厚的笔记本，他开始用铅笔画圈，下方写着勘兵卫——七武士的中心人物：从身高五尺四五寸开始，到中等身材，到草鞋的穿法、步态，以及和别人说话的样子等，画得纤毫入微。

忠义，勇敢，刀法绝代，莽撞中有大智慧……不出几天，七武士的形象填满了整个笔记本。

之后，黑泽明花了18个月的时间拍摄《七武士》，在这部200分钟的影片中，他运用了多机位拍摄的技法。“影片高潮，山贼在大雨中袭击村子，在这一场戏中，人数众多，无法预测将会出现的打斗动作和场面，所以我用三台摄影机同时拍摄。”他在之后的采访中如此解释。对展现武士形象的迫切需求促使了新技法的产生。

《七武士》 (1954)拍摄现场

《七武士》堪称日本最经典的影片之一 ,电影讲述七个武士为白米饭受雇于一个村落的农民，誓与山贼决斗，不惜慷慨赴死 ,却多数倒在热兵器火枪之下。英国《画面与音响》将它评为电影诞生以来“最佳影片”第三名，直至今日，世界各大电影学院都把它收录在教材中。

即便一次性塑造了七个个性、经历迥异的武士形象，黑泽明仍未满足。之后，他又拍摄了更多的武士电影，描画上百张草图和多机位拍摄的制作方法也被反复运用。《用心棒》（1961年）《影子武士》（1980年）《乱》（1985年）等影片延续着黑泽明对“武士”的迷恋与痴狂。

细细数来，武士类影片占据了黑泽明电影数量的三分之一。他也逐渐从讴歌平生仗剑、快意恩仇的武士英雄情怀中抽离出来，转向探求人生的宿命。

在这一类武士片中，黑泽明反思了武士阶层和武士精神的意义:一生打过无数胜败难计的战役，在新时代到来之际，英雄亦难逃被抛弃、被淘汰的命数，他们的传统和荣光终归在时局中黯淡，宛若一曲时代的悲歌。

《泥醉天使》 1948

人非强者

《泥醉天使》（1948年）被誉为第一部黑泽明式的电影：身患肺结核的黑老大松永陷入人生困境，最终决心搭救为他治疗的真田医生，与刺杀者决斗，像武士一样倒下。

创作剧本之初，黑泽明与植草圭之助对主人公松永的理解产生了分歧。他在自传里自我剖析：在童年挚友眼里，我是天生的强者，是与悔恨、绝望、屈辱等无缘的人。其实不然，我不过是为了抵抗人的苦恼，戴上一副强者的面具，不愿示弱，不愿输给他人，因而不懈努力，“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弱者。”

在黑泽明看来，脆弱是每个人内心难以抹去的底色，松永无法克服这份惶恐，选择悲壮地走向毁灭，这是影片结局的必然走向。

“人非强者”是黑泽明对人性的洞察，他的视角落在各种困境中的人：《生之欲》（1952年）里他拍市政厅将死的公务员，《电车狂》（1970年）里他拍住在贫民窟的低能儿和拾荒者，《野良犬》（1949年）里他拍丢了曲尺手枪的警探和有战后创伤的退伍兵，《七武士》（1954年）里他拍逆来顺受的农民和没落的武士群体……他倾向于认为，在真实情境下认真生活的人才更有现实意义。普通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处世态度和生存准则，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也是生命存续的原动力。

这种关注植根于他的成长经历。上世纪30年代，刚成年的黑泽明参加了政治活动，担任街头联络员、助理编辑。在阅读《资本论》等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日本社会感到模模糊糊的不满和憎恶，“为了反抗它而参加了这具有反抗性的活动。”

忍饥抗寒和居无定所的日子过久了，黑泽明在水道桥附近的一间租处病倒，至此与组织断了联络。他搬到哥哥黑泽丙午住的长排房内，与神乐坂的某条小巷里一群无固定职业的人一起生活。

这些人性格爽朗，说话幽默诙谐，但黑泽明还是很快看到人们生活的阴暗面。“一个老人强奸了自己的孙女；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子每天晚上都嚷嚷着自杀，被大家嘲笑后，跳井而死；还有一位继母虐待丈夫与前妻的孩子。”当黑泽明想救下这个被男士腰带绑在柱子上的女孩时，被对方制止，“你快住手，不然我更受折磨。”对于这个姑娘来说，同情毫无意义，黑泽明陷入深思。

青年时期的隐蔽经历似乎给了他某种指引。小人物的特性融在他别具一格的拍摄手法里，除了对人物表情和行动的特写外，黑泽明也把镜头落在了人的脚步上。《野良犬》中，酷暑当头，演员三船敏郎饰演的警探在黑市上寻找丢失的手枪，混乱嘈杂的市场内，摇摆、急速、咧咧跄跄的脚步在镜头中闪现，足以窥见人们内心的彷徨、混乱和颓丧。影片的背景结合了日本战后精神和物资空虚的社会现状，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脚步背后是黑泽明冷峻而犀利的思考。

1960年，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黑泽明（左）与三船敏郎

他无惧探寻人性的丑恶，背叛、怀疑等等人性的弱点在电影《罗生门》中得到最深刻的揭示。一桩杀人案，将人心灵深处奇异复杂的阴影放大，尖锐地剖析了人性最深奥的部分并公诸于众——即便到了死的时候，人们也不会放弃虚饰和伪装——而这正是人难以更改的本性。

日本哲学评论家梅原猛高度肯定了黑泽明的电影思想，“黑泽明是日本战后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比所有作家都富有爱心。他电影中的人物，比战后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像是生龙活虎的爱心行动的实践者。但同时不能忘记，他也投下了虚无主义的浓厚阴影。人生是虚无的，人是脆弱的，所以应该彼此相爱。”

完美主义的“暴君”

黑泽明的脑大动脉不同于常人，有先天性弯曲，被医生诊断为“真性癫痫症”。在工作中，黑泽明时常会出现短时间茫然自失的情况，只要脑大动脉疲劳过度或过分激动，血液循环一间断，即会出现癫痫症状。

这从来没有影响黑泽明的工作状态。27岁起便跟随黑泽明做场记的野上照代常将他的日常点滴记录在册：“他一旦工作起来，便会露出满脸杀气，令人生畏。他习惯戴着一顶德国式的登山帽，活跃在每一个外景拍摄地，不断发出呵斥声。”因此，早在50年代初期，黑泽明就被剧组成员称为威严的“天皇”。

黑泽明还是副导演时，就以脾气火爆出名。山本老师总在开拍前提醒他，今天一定要克制情绪，不能随便发脾气。黑泽明一发火就满脸通红，鼻尖苍白，剧组工作人员调侃他适合拍彩色片。黑泽明在自传中也提到，自己脾气火爆且顽固，到了60岁，这毛病也不见好，但冒完火就完事，不像宇宙卫星会留下辐射能，所以自以为还不算坏。

电视剧导演、编剧野长濑三摩地曾是黑泽明的助理导演，他谈到黑泽明易怒的性格，总结了几点原因：演职员犯大错，但黑泽明考虑到对演员发怒会影响拍摄氛围，遂迁怒于助理导演；工作人员疏忽或松懈，或因此造成演员受伤，他也会对助理导演发火。但等到晚上回房，挨骂的人通常会看到桌上放着一瓶威士忌，那是黑泽明送来的“歉意”。

若说发火是为了让大家在紧张的气氛中更专注地工作，那么，黑泽明持之以恒追求完美的个性则体现在拍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中。

在《七武士》的前期准备阶段，为了贴近农民穷困的形象，黑泽明要求做旧三百多套定制服装，先在河里浸泡，再晒干，或埋进土里再取出。衣服提前几个月发放给群众演员，黑泽明让他们吃饭干活都穿在身上，弄上污垢就用浮石磨掉。有群众演员称，回到拍摄现场，丝毫察觉不到自己在拍戏。

他对道具也格外讲究。《红胡子》（1965年）里医生与患者面对面喝茶谈心，他会请人将茶泡好；《野良犬》（1949年）中查找犯人档案的文件柜全部按照东京警视厅的尺寸翻做，布景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成千上百张写上字的白色卡片放进柜中，力求逼真；服装设计师给《乱》（1985年）制作1400套衣服参考了100册战国武将的画册……

黑泽明自认抱有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强烈情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拍摄由后者的小说《白痴》改编的电影时，他让剧组成员通读原著，自己带头读了七遍，助理导演野村方太郎记得自己读完两遍后，还将小说揣在衣服里，随时拿出来翻阅，“不敢怠慢”。

熟悉黑泽明的朋友都知道，除了睡觉，他很少摘下那副褐色墨镜。1958年秋天，他向朋友、电影评论家增村抱怨，自己视力下降严重，即使不太远的东西也已经看不清了。长期的剪辑和写作、摄影棚的闪光灯都损害着黑泽明的眼睛，到拍摄《用心棒》（1961年）时，黑泽明再也离不开墨镜。

黑泽家族的血液中流淌着情感过多、理性不足、敏感善良的血，纤细且愚蠢。他将之称为“宿命”，“人有自己的宿命，与其说寓于人的环境或处境中，倒不如说寓于适应那种环境或处境的人的性格之中。”

完美、易怒结合超强责任感的性情诚然是黑泽明登上山顶的支点，但个性背面的阴影也曾为黑泽明的导演之路埋下祸根，让他的登山之路异常崎岖。

低谷

1953年，日本开始出现电视广播。6年后，皇太子明仁亲王的结婚典礼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掀起第一次普及电视的热潮，电影发展转而进入低谷期，1963年电影观众滑落到5年前的半数以下，累计只有五亿人次。

这一时期，黑泽明也因《红胡子》（1965年）拍摄经费超支、期限过长陷入窘境。最后，妻子不惜卖戒指、古董，甚至土地，还清了影片欠下的债务。

1971年12月22日，61岁的黑泽明在东京松原家的浴室里用单面刀刃剃刀自杀，颈部留下5处伤口，左腕10处，右腕6处，共计21处刀伤。

一向有食夜宵习惯的黑泽明，唯独在自杀前夜拒绝了女儿做奶酪吐司的提议，“我什么都不想吃”，黑泽明木呆呆地说，身形萎缩。黑泽和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禁觉得父亲魁梧的身姿也显现出软弱的一面。

谈及自杀原因，黑泽明缄默不言。两年前的12月，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导演黑泽明患病为不可抗拒力作为终止合同的理由，决定让黑泽明离开《虎！虎！虎！》剧组。

这部剧开拍前，黑泽明从剧本构思开始，忙碌了三年之久，等到在京都太秦的东映电影棚开机，他的“完美主义”却与大部分新剧组成员的工作习惯格格不入。拍摄过程中出现各类问题，致使进展迟缓。一天夜里，黑泽明发现拍摄现场大门紧锁，便用鞋砸了窗户玻璃，奇怪的行径从剧组传出，大家纷纷议论“黑泽明的精神问题”导致无法工作……好莱坞的制片模式在黑泽明专制独断的拍摄方式面前屡屡受阻，美方希望黑泽明放弃导演一职回东京治疗。黑泽明沉默良久，转身离开，临走前，嘴里嘟囔了一句，“如果无论如何也要解雇我，我就切腹而死。”

导演权被剥夺后，记者蜂拥而至，有报纸标题用“发疯”形容黑泽明，他躲到松原的家里，为后期处理相关调查问题忙得焦头烂额。

之后他沉浸于自己首部彩色影片《电车狂》的拍摄中，将位于松原的宅邸作为抵押，筹集资金全部投入到这部倾注了起死回生愿望的电影里。1970年，影片在国内公映，上座率依旧不高，黑泽电影制片公司累积的资金赤字让黑泽明感到“无力回天”。

钱尽情亦绝。一年后，“视电影如生命”的黑泽明在家中尝试自杀。黑泽和子后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电影过程中的困难，做导演的人，是有能力克服的。但是父亲的悲伤更多的来自于日本电影业的衰退。父亲试图让它再次兴盛，对此感觉到了责任。但同时也觉得自己力不能及，为此不断地进行反省。是他的纯真，和因纯真而来的脆弱，让他一点点崩溃了。”

此刻的他仿佛成为哥哥黑泽丙午的翻版。哥哥27岁自杀时，欧美影片已经完全有声化，影院解说人不再被需要，哥哥被解雇，“失败是意料之中的”。

身边朋友担心他因对创作绝望而一蹶不振；外界则揶揄他江郎才尽，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让自己显得悲壮，从不是黑泽明的行事作风，他的骨子里时不时冒出一种极端讨厌事先框定的倾向，正如纵观他一生的作品可见：涉猎丰富，题材广阔，不按常理出牌。

电影评论家西村雄一郎曾在“自杀事件”后在阿托鲁电影院的黑泽明电影放映日与黑泽明偶遇，两人看完《七武士》后又去啤酒屋畅饮。黑泽明笑言，虽然有自我厌恶的情绪，但“我下定决心还是要拍电影啊，最近正在打高尔夫球锻炼身体，因为拍电影就得要体力。”

随后，黑泽明远赴西伯利亚拍摄了俄国影片《德尔苏·乌扎拉》（1975年），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影片。

走向巅峰

黑泽明有爬山的爱好，他的登山之道是埋头走路。如果总是望向山顶，会因迟迟未到而意志消磨，当你盯着脚下，步履不停，前方总会为你准备令人热泪盈眶的风景。“这简直就是黑泽明的人生啊，”女儿黑泽和子在听父亲讲述登山的魅力时，脑中闪现出这样的语句，“无法放弃，虽苦犹甜。”

1950年拍摄的电影《罗生门》在三年内先后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奥斯卡荣誉奖（相当于今天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众多奖项。“黑泽明”这个名字，一瞬间被推到全世界面前。

仿佛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整个50年代，黑泽每隔一两年就拿出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在这一时期上映的《生之欲》和《七武士》分别在第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和第19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

到了1958年，《暗堡里的三恶人》上映，日本全国的观影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11 亿 3000 万人，由此揭开了日本电影业的全盛期。这部电影让黑泽明获得了当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也为后来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提供了重要参考。

“天皇”“教父”“大师”等头衔铺天盖地地挂在黑泽明的身上。当时，日本流传着一种说法：“在黑泽明之前，西方世界对于日本的印象是富士山、艺妓、樱花，从他之后，则是黑泽明、新力、本田。”

五六十年代，被誉为“黑泽家族”中核心编剧团队的桥本忍和小国英雄曾与黑泽明合力创作了《罗生门》《生之欲》和《七武士》等作品，两人因此声名鹊起。

两人在一次闲谈中调侃黑泽明为“有福的导演”，“众人帮抬，有一支算是专属他的拍片队伍，造就了他的作品，”小国英雄如此总结。桥本忍笑着添一句，“不过也只有黑泽明才能做到了吧，能够一次次用作品刺激我们这些难搞的家伙，把大家集结起来做事，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登山的路走到这一步，黑泽明已是站在山顶俯瞰众生的人，再往后走，唯有下坡路。

桥本忍知道黑泽明不可能妥协，但残酷的现实是，他早在《七武士》上映后就预测，“黑泽明现在才43岁，今后很长时间还要继续做导演，无论想要创作什么，都要承受可能无法超越《七武士》的焦躁、重压、空虚等，他必将被声名所累，孤独与痛苦是注定的。”

《梦》 1990

1990年，黑泽明电影《梦》上映，影片由八个梦组成，讲述了人类生存于世的各种命题，童年、自然与社会、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桥本忍在试映会上看到这八个故事，不禁拍手叫好，尤其是第五个故事，梵高被听到噪音的耳朵困扰，便拿刀忍痛割下，这个令他动容的片段也让他找到了理解黑泽明后期作品浮沉与得失的答案。

《七武士》之后，黑泽明将决定剧本质量的执笔方法由成功概率较大的“编剧先行”法变为有更多先天缺陷的“一枪定稿”法，即主动抛弃了自己运用自如的叙事法则和创作规尺，在确立了电影最重要的第一个场景之后，跟着感觉和才能进行创作，让情节自然生发。

“艺术家是这样，打破擅长的方式去做东西，不断否决之前被认可的方式，他不再是一个拥有笑傲影坛技艺的职业电影人了吧？”桥本忍为此困惑不已。黑泽明的创作哲学忽然打了个180度的方向盘，拐到了“天然去雕饰”的岔路上，再没回头。

这条路是目之所及的坎坷，“人物设定的不足，故事构成流于放任自流，缺乏客观性都是‘一枪定稿’的致命弊端。”桥本忍从职业电影人的角度观察黑泽明后期的创作样本，为他的不稳定发挥提心吊胆。在他看来，《影子武士》和《乱》的故事里，黑泽明并没有把时代剧的素材串联好，因情节生硬导致影片质感下滑，“格调和形式的美感都有完美演绎，可电影还是无趣，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失败吧。”

《乱》 1985

“但有什么关系，黑泽明总会拍下一部作品，艺术家总是奔着更高的目标去，成败的结果没那么重要了。”从《七武士》到《乱》再到《梦》，桥本忍慢慢理解黑泽明一次次挑战拍片既定秩序的努力，“他已然向另一座巅峰迈进。”

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

作为50年代电影界旗帜人物之一，黑泽明身上，对半承载着公众对他的仰望和诋毁，以及某种道不尽的期待和误解。

从《罗生门》开拍的那刻，日本国内对于黑泽明的评价就褒贬不一。副导演读不懂剧本，制片的大映公司经理否定影片异于同时代电影的制作手法，直到《罗生门》斩获众多奖项，尚有人不屑。日本电影研究学者四方田犬彦认为，这是满足西方对日本异国风韵好奇的结果，为适应西方人的价值观而制造的产物。有人甚至指出，黑泽明为迎合欧美观影口味，不惜暴露民族的丑陋、罪恶面。

《罗生门》 1950

面对攻击，黑泽明总以对抗者的姿态回应，“评论家尽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强词夺理，我是看不太懂啊，观众应该用朴素简单的心去感受电影，而不是纠缠理论，或用头脑拼命思考意图。”

“电影是供世界人民亲切交流的广场，”黑泽明在阐述自己的电影观时强调，为了加强这种交流,从事电影创作的人, 必须直率而真诚地把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日本人在思考什么，以及他们的情绪、情感是怎样的等等描绘出来。

黑泽明渴望被理解，自《红胡子》票房惨败后，他不断带着作品回归公众视线，却屡次被时代的阵痛划伤皮肤。

四方田犬彦在《日本电影100年概观》里记载，80年代，作为产业的日本电影越发陷入困境，大公司开始纷纷抛售自己的制片厂和电影院，许多公司濒临破产。而黑泽明电影的制作成本往往远超预期，需要担负巨大风险——事实上，早在1959年8月，黑泽明就要自组公司和东宝合作才能继续拍片——东宝、松竹等五大电影公司早已无力为他埋单。

他的后期作品大多依靠外国影视制作公司为他提供资金，也因此困难重重，产出速度受到掣肘。1979年，靠《教父》走红的科波拉和以《星球大战》著名的卢卡斯，听说《影子武士》资金筹措困难，合力从福克斯公司拿出百万美金，联合监制、出品了这部电影。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中）与乔治·卢卡斯（右）到日本探班黑泽明导演电影 《影子武士》

拍摄结束后，该片的直接制作费用统计高达14亿5000万日元，拍摄时间长约268天，参演者有39000人，剧组为拍摄外景奔波一万五千多公里，成本非一般导演可想。五年后，《乱》耗资26亿日元，打破了日本电影制作最高纪录，黑泽明又游说法国高蒙公司为其承担了费用。

《乱》《影子武士》《梦》等影片享誉国外，让黑泽明包揽众多奖项，1998年，在美国上映的日本电影票房排行榜上，这三部电影分别排在第2、3、5位。外媒给予黑泽明极高的赞誉，“影片里积累的形式美感，战争场面紧张有力的镜头剪辑，令电影获得一种鲜明独特的美。”

黑泽明在《影子武士》拍摄现场

英国《视与声》电影杂志每十年评选一次历史上的世界十大电影和十大导演。1982年，黑泽明以33票名列十大导演第五位；1992年，位列第三；及至去世多年后的2012年，他仍位列第六。

但在日本国内，影片的业内反响却参差不齐，票房与制作成本相去甚远。80年代初，日本电影发展的流行方向逐渐转向记忆与怀旧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思考，一些不知大制片厂为何物的新锐导演从电视界、纪录片界、文学界和漫画界纷纷脱颖而出。“新浪潮三杰”导演之一筱田正浩认为，黑泽明只不过代表着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这个时代早已过去。

不可否认，50年代的电影大师中仅有一人硕果仅存，那就是黑泽明。但年轻一代的导演对他失去了兴趣，筱田正浩不以为然，“这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可能再依靠我们都是日本人这个共同点，青年人有新的感知方式，终将掀起代表着新时代的革命，”黑泽明再次被质疑。

时局给出的慷慨总有期限，黑泽明的晚年显然是孤独的。儿子黑泽久雄在做黑泽电影制片公司制片人期间，被迫因财政棘手问题劝过父亲，“接下来要不要拍一些大众化的、观众喜欢的大片呢？”

黑泽明摇头，“我只能拍自己喜欢的自然单纯的作品啊，以前只是碰巧拍出几部大家喜欢的电影，我要永远顺遂心意地拍下去。”

准备好了么？还没呐

一群小孩在夕阳下捉迷藏，在草原边的孩子高喊：“准备好了么？”躲在金黄色草垛里的小男孩回应：“还没呐。”这是黑泽明1993年上映的《袅袅夕阳情》中的最后一幕。

“还没呐”更像是黑泽明的倔强宣言，他的言外之意是 “我还没死呢”，也许你们以为我早就不在了，可瞧瞧看，我还拍出了新片。

与以往悲悯、造梦的基调不同，这部黑泽明告别之作有着乐天知命的情怀。影片内容以退休教师内田百闲与学生们之间的琐碎趣事为主题，节奏轻松明快，对谈不失烂漫童真。影片更像是黑泽明对世界的告别演说，借老师对学生寄语道出箴言，“请你们找到真正喜欢的、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找到之后，请为这个东西好好努力。”

这正是黑泽明毕生的写照，他的全部精力由对电影的热情铸成。从《梦》的拍摄开始，黑泽和子发觉，父亲在镜头前的兴奋慢慢减弱。面对年岁渐长的事实，黑泽明的步伐越发沉重，有时他忘记第二天要做什么，像疗养一样悠闲度日。

他不忘嘲讽自己，“如果让我现在去拍《七武士》，简直是让我去死啊，但我现在还有自然而然想去拍的东西。”黑泽和子看到父亲心境转向豁达，甚为欣喜。

1988年初春，医生对黑泽和子说，黑泽明因大脑患有疾病，首先要戒酒、戒高热量食物。黑泽明全然不听医生的忠告，时常从家里找出被藏匿的白马牌威士忌，偷偷喝几口。本多猪四郎，小国英雄，三船敏郎……眼见着曾经的“黑泽家族”的人相继去世，黑泽明凭借着还想再拍下一部的信念，转眼又捱过十个春秋。

黑泽明最后一次见小国先生是在京都的深秋，这位与他合作次数最多的剧作家在《乱》的创作中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但这没有影响到两位老相识的相处，小国先生一贯要嘲笑黑泽明腿长导致晚年走路不便，黑泽明还嘴，“我和你一起在海边散步，看到身后的脚印，还以为和企鹅一起走路呢！”

“那我可就靠着你了，”小国先生说到最后呜呜地哭，黑泽明哄着他，开玩笑地回答，“明白啦，如果你死了，我仔细挖个洞把你埋进去，保证当你的治丧委员会会长。”

1994年，黑泽明获得日本京都奖表现艺术部门奖。导演生涯走过了半个世纪，他还在酝酿下一部电影《雨停了》的剧本。颁奖仪式上，他发表了《我的电影观》长篇演讲，结尾处，他引用“日暮而路遥”的典故抒发壮心不已的眷念。“我今年 84 岁了 ,尽管不知道还能干多久 ,但我决心要更加努力。目前我的心境正是这样，眼见年事已高，仍然有堆积如山的工作等着我去做哩。”

四年后，黑泽明因脑中风离世，安眠于他生前偏爱的临海小城镰仓。1963年上映的《天国与地狱》里有一幕司机青木在镰仓追踪嫌疑犯的场景，如今，透过江之电电车的玻璃窗望去，波光粼粼的海面和皮肤黝黑的冲浪者瞬间把人拽入那段紧张刺激的情节。

从和田冢站下车，一路向北，逐渐远离热闹的市中心，跨过铁轨与河流，就能看到祇园山脚下的安养院。这座建于嘉禄元年的小寺十分幽僻，除了紫红杜鹃盛开的5月，没有太多的人会来拜访这里。顺着寺下长满狗尾巴草的窄径向后山深入一百米，便可见到一片繁盛的绿荫掩映着一小条墓地。

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除了“黑泽家”几个字再无其他，墓前也没有他最爱的威士忌或浓茶。不过，白玫瑰和金菊在海风中怒放摇曳，增添了几分活泼生气。

黑泽明与妻子加藤喜代的合葬墓 图 /boho

离世前二十年，黑泽明完成自传《蛤蟆的油》，他对自我的追忆和剖析停止在《罗生门》这部电影。理由正如影片传达的寓意，人很难如实地谈论自己。

正如《七武士》影片的最后，勘兵卫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武士就像一阵风，吹拂过大地，但农民和土地会永远留存下来。”

（感谢影评人、日本电影研究者舒明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参考资料：黑泽明《蛤蟆的油》；刘德润、刘淙淙《电影大师黑泽明》；黑泽和子《上山的路 我的爸爸黑泽明》；桥本忍《复眼的影像 我与黑泽明》；田草川弘《黑泽明VS好莱坞》。实习记者牛岩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