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这次写作,我把它从肉中取了出来” ——李洱谈长篇小说新作《应物兄》

从郏象愚变为敬修己,他对世界的判断不停地变化。在一般人看来,他好像始终不渝地选择错误道路。其实我从未嘲笑他,我深情地关注他。这种人展示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崎岖、艰辛的生命历程

责任编辑:宋宇 邢人俨

作家李洱认为,在各种学术当中,儒学与现实的关系最为密切,写知识分子最好聚焦儒学研究者。小说主人公应物兄身处现实漩涡,想起的却常是典籍、诗文和圣人教诲。他虽然娴熟于应对日常俗务,但内心仍有坚持,多年人文教养的累积逐渐浮现。(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3月14日《南方周末》)

从郏象愚变为敬修己,他对世界的判断不停地变化。在一般人看来,他好像始终不渝地选择错误道路。其实我从未嘲笑他,我深情地关注他。这种人展示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崎岖、艰辛的生命历程

写《应物兄》,李洱心怀一份郑重。2005年动笔到2018年底完稿,他写这部小说竟用了13年,其间母亲去世,儿子出生。母亲病重的两年半,他频繁往来于北京、郑州和济源三地,在病房里有时也打开电脑写几页。2019 年回家,大年三十傍晚,他在母亲坟前烧掉一部八十余万字的《应物兄》。

此间滋味,应物兄会懂得。应物兄是小说主人公,他在忙碌的生活中常常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夜深人静时却冷不丁想起。因为在梦中长久地望向母亲,他落枕了,第二天歪着脖子登高,去山间墓地看望母亲,可母亲的墓已难以辨认。墓园里的松柏被偷伐掉做念珠,补栽的柳树一样粗细。从墓园怅然而返,他下山时不断回头,仿佛猛一回头就能和母亲相遇。

应物兄本名应物。出版商把他的《<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炒成畅销书《孔子是条“丧家狗”》,顺手把作者的名字改成“应物兄”。应物兄最红的时候,商场里不同频道的电视机在同一时刻都有他侃侃而谈:在生活频道谈待人接物;在新闻频道谈本地寺庙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在购物频道谈购物一条街;在考古现场谈文化传承……

人气如此,当他所服务的“济州大学”拟建儒学研究院,应物兄自然成为召集人。他穿梭在各色人等中间:官员、泰斗、同侪、学生,生产安全套和钢管舞行头的商人,用生殖器写毛笔字的僧人,风水兼养生大师……他像浮士德,不过引诱他的不是魔鬼摩菲斯特。

应物兄以“虚己应物,恕而后行”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为处事原则。他身处现实漩涡,想起的却常是典籍、诗文和圣人教诲。最初,读者会更多注意应物兄“应物”的一面。他仿佛穿上迷彩,融入杂芜的丛林。但在小说里,他所珍视的价值,多年人文教养的累积,仍像时隐时现的旋律般温和然而执拗地存在。在下册中,知识分子应有的庄敬和自省慢慢浮现。

对于普通读者,真正让李洱“暴得大名”的似乎是《石榴树上结樱桃》。“那样的小说,我一个月能写一篇。”提起“石榴”,李洱脱口而出。小说的故事核是一个村庄的换届选举,结尾是个欧·亨利式的小反转:殚精竭虑、稳扎稳打应付危局的现任村委会主任最后发现,她一开始就掉进了下一任设的局。

在更早完成的小说《花腔》里,李洱将历史和现实的油彩调配、堆砌、刮抹、点染成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所有角色无非两个使命:找到葛任或杀掉葛任。葛任是一个气质、经历都像瞿秋白的革命者。在一条倒计时的夺命路上,许多大事件和大人物都成了作家笔下的戏剧角色,大胆、顽皮、泼辣、放肆。

《花腔》获得的赞誉代表了学术界对李洱的认可,但他可能是唯一没有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的一线作家。无论“茅奖”还是“鲁奖”,评奖后的新闻综述中他总被认为是“遗珠之憾”。

2018年12月出版以来,《应物兄》再度引起各界关注。它跻身于各家图书排行榜,重量级评论家纷纷发表看法,有人将它比作当代的《儒林外史》和《围城》,认为它“将现代汉语长篇小说的功能扩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2019年2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李洱,请他讲述自己的观点。《应物兄》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各篇章小标题都撷取正文最前面几个字,看似随意,但意蕴丰厚。“我是用这种方式向《论语》致敬。”李洱说。

“真实的、戏剧性的、悲欣交集的场景”

南方周末:你写《应物兄》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李洱:印象里,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2005年,国内高校里还没有儒学研究院。所以对我来说,开始时它有幻想色彩。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很多大学都有了儒学研究院,它就变成现实主义小说了。因为写作时间太长了,写完之后它好像变成了一部历史小说。从萌生到结束,漫长的写作时间赋予它多重意义,好像同时融合了未来的想象,现实的投射和历史的品格。

南方周末:为什么关注儒学?

李洱: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当中,儒学和现实的关系最密切。儒学是入世的,儒学处理的就是现实问题。如果写知识分子,最好让他是研究儒学的。从现实操作层面上讲,他面临的问题就是知与行、公与私。这些问题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各种戏剧性情景就可以顺利展开。

南方周末:知识分子的知与行这个切入点特别有意思,有历史感也有现实性。实际行动和高头讲章有时候重合,有时候是完全背离的。

李洱: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开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西方文化就有一种自然的倾慕。到对中国文化再次确立认同感,并同时反省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发掘积极因素,大概走了 100 年。最近30 年来,尤其最近 20 年,人文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儒学界,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这些问题海内外的讨论非常多,海外甚至更早、更热烈。海外学人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眷恋,但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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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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