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朝向天地境界的凡俗哲人

本期人物
冯友兰（1895—1990） 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人，其著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具备世界影响力，一生提倡“新理学”。

“冯友兰的体系是唯理主义新儒学的重建，而熊十力的体系则是唯心主义新儒学的重建。”哥伦比亚大学陈荣捷教授的这个论断，代表了学界一般的观点。尽管冯友兰所资源的程朱，未必会承认自己是唯理主义，而熊十力经由“唯识论”溯源至大易，与贺麟融汇陆王心学与康德、黑格尔而被称为“新心学”也并不一样，但至少，冯友兰是直接将自己的“贞元六书”所构造的体系，命名为“新理学”的。

由“旧”而“新”“接着讲”的意图，冯友兰在民国31年的《新原人》自序里曾明确表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1895年出生，1990年去世，冯友兰几乎全程经历了最跌宕起伏的现代百年。他期望能融汇柏拉图主义-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而再造旧邦新命，以学术助力中国的现代转型，写于抗战期间的《新事论》，副题干脆就叫《中国通往自由之路》。更多地以现代知识人自期的余英时，在建议狄百瑞教授推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友兰名誉博士学位之时说，冯友兰不敢像柏拉图那样有自任“哲人王”之想，但总有“应帝王”的意图。这或许也可算冯友兰1949年之前之后都积极卷入现实政治而颇遭物议的一个思想根源。

冯友兰的学生陈来教授曾跟我当面讲述过他对冯先生“批孔”的同情理解。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冯先生，是北大出身，尽管不赞成完全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张，但他认为对孔子的批判，是一个正面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五四的重大影响，百分之九十几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一点，只有梁漱溟等极少数坚决反对批孔。这对冯先生和许多人来说不是个道德问题，是个认识问题……他可能不是很情愿，但可能认为大方面是正确的，加上各种事势的推动，他就会有这样的选择，但钟摆走回来，可能觉得当时讲过了，顺着大家的形势讲了。”

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往返，在道、政之间纠结，以古今的问题意识消融中西的文化藩篱，却推动冯友兰真真切切地开出了一个中西融合的完整哲学体系，而给予了他生命的最终安顿。

在他的“新理学”世界里，“有一物，必有一理”，桌子有桌子的理，方有方的理，物是“然”，理是物的“所以然”。对象化的“物”如此，投身其中的“事”也如此。“桌子动”是一事，这件事背后也有其“理”。桌子或桌子动之理是形上的，具体的桌子或桌子动则是形下的。前者存在于“真际”的逻辑世界里，纯客观，不依赖于具体的物，是思的对象，后者存在于“实际”的世界里，依照理来实现，是感的对象。由对“形下”的事物的分析而知“形上”，即是从格物到致知的过程。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治国平天下，就由此一气贯通了。

同样，人生也是一事，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透过具体的事事物物，去觉解纯真际的人生之理。人人都要吃饭，但真知道滋味的人少。人人都要过完一生，但对人生有彻底觉悟的人，少之又少。对觉悟者来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人在社会中，也在宇宙中生活，对个体与社会、与宇宙之关系的理解越深，其生命也就越自觉，越富有意义。生死事大，但对宇宙生命而言，个体的生死，自然无足萦怀。

依照这种对宇宙人生觉解程度的深浅，冯友兰区分了四种生命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中的人，是顺才或顺习的，对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不著不察；功利境界中的人，一切为了功利，哪怕看起来对他人也有利，但终归为“取”，秦皇汉武的事业，大体属此；道德境界中的人，是“行义”的，哪怕独掌权柄，但终归为“与”；天地境界中的人，不仅清晰自己是社会中的人，理应承担起道德的责任，更了解自己是宇宙中的人，要“与天地参”，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遇到冯友兰，开玩笑问他：“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答：“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英汉双语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资料图片

冯友兰曾自叙其学“三史论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者，《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即“贞元六书”。他的这些著述，把中国哲学的一些问题从佶屈聱牙的典籍中化解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力。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在访问中国时说，“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

批评冯友兰凡俗是容易的。然而更切身的是，自己在哪里？年岁愈大，这个问题似乎愈显重要。

（来源：289艺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