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访东欧　荒原、家园与达不到的“地平线”

“东欧剧变后，书架上马上摆满畅销书。不要指望大多数人都追求高尚的东西，大多数人追求的就是享受和消遣。我对一个真正的严肃作家在自己的时代就有巨大影响不抱很大的希望”

景凯旋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多年来从事东欧文学译介工作，译有《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玩笑》《布拉格精神》等，编译东欧地下写作散文集《地下》。另著有思想随笔集《被贬低的思想》，去年底出版学术专著《在经验与超验之间》 图 / 牛新华

景凯旋最近读《普里莫·莱维传》，挺喜欢，写了一篇文章推荐。意大利作家莱维在集中营里曾对狱友背诵过但丁《神曲·地狱篇》的片断：“你们要考虑你们的起源，/你们生而为人，/并非就像禽兽般活着，/一无所成，/而是要追求知识与善行。”

景凯旋喜欢但丁，也喜欢莱维。喜欢前者的古典和永恒；后者打动他的则是，“描写自己的家园，却没有家的感觉。”

1986年的春夏之交，一个美国高级进修生给景凯旋推荐了一本书，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The Farewell Party》：“现在西方读书界很关注这个作家。”

小说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在轻快的圆舞曲结构内讲述一个小号手和护士一度风流后引发的种种冲突，折射制度对人的异化。景凯旋少时经历“文革”，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去思考它、研究它，并尽力作出自己的回答”。昆德拉将轻盈的反讽与沉重的时代、荒诞的死亡交织，迥异于国内的反思文学和当时红火的西方现代小说，“不是那种讲述抚慰的故事……没有荒原的色彩，但它却是荒原，且与我们的真实体验相似。”

朋友们建议景凯旋索性把书翻成中文。那时他已完成硕士论文答辩，花了六个月，翻译出这部小说，题名为《为了告别的聚会》。

同一时期，韩少功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把景凯旋的译本也推荐给了作家出版社。1987年初，景凯旋到北京交书稿，两天后就得到确定出版的消息。这一年，两本捷克当代小说在中国一下子走红，引爆了中国二十余年的“昆德拉热”。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拒绝）伪崇高。”景凯旋说。昆德拉曾经充满激情地投身于那个亢奋的年代，后来走向怀疑，其思想中重要的一点是解构“kitsch”，可能符合当时“中国人以反讽来解构宏大叙事的心理”。后来在文章中，景凯旋批评过中国当代作家缺乏书写现实的能力，“争先恐后地奔向那些二三流中外教授学者制造的各种理论流派……拼命转弄着概念的魔方，可就是不通情达理，与现实相去甚远。”文章收录在了他的思想随笔集《被贬低的思想》（2012）中。

硕士毕业后，景凯旋留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书，本职工作是中国古代文学教研，“搞东欧这一套应该算是不务正业了”。他和妹妹景黎明合作，陆续翻译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1989）、《玩笑》（1993），伊凡·克里玛的《我快乐的早晨》（1999）、《布拉格精神》（2003）。他托留学生和交换生从国外给他带书，阅读范围逐渐扩大到东欧各国。

在景凯旋看来，东欧文学最吸引他的地方是“生活在真实中”，拒绝非个人化的权力话语而坚持描写“时代阴影下普通真实的人生”。“萨米亚特”这个俄语词最早是1950年代一个俄国诗人对自己装订的诗集的指称，后来专门指代东欧地下出版物。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说，“萨米亚特”是东欧社会“真实的唯一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