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生活的密码

王安忆成名后，有一次到华山医院给医护人员做讲座，座中有年轻女孩提了一个问题，王安忆说，“我好像一下子被她点亮了”。女孩问：“为什么作家们都喜欢写反常的人，而不写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正常的人才是美好的。”

类似的问题，阿城也遇到过，为什么人性之恶写得好很牛？阿城答：回过头，一步一光明。

王安忆的答案是：《长恨歌》之后，我企图做的就是，写正常的生活里的力量。常态的恒定性中，有着极强大同时又隐匿的理由，这可说是生活的密码。

在这个没有卡夫卡式的绝望鲁迅式的悲观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的年代，王安忆顽固地执守着古典主义的文学图景，她相信，有一种叫做“崇高”的秩序和意义高于人的存在，发现这种东西，是写作者的使命。

“光明”与“崇高”，算不算殊途同归？

写过选美皇后王绮瑶之后，王安忆用曹雪芹写怡红院的热情，波斯人画细密画的耐心，写《富萍》，写《上种红菱下种藕》，写《妹头》，落魄的边缘人，乡下来的保姆，贾宝玉口中一嫁人就变得十分可恨且有着死鱼眼睛的中年妇女，卑微人物，日常琐碎，小市民的生活画卷，在她笔下既不诗化也不猥琐，踏实，真切，仿佛是另一出《人间喜剧》。

和唯恐好看就不深刻的文学潮流不同，她是少数大张旗鼓鼓吹要好看的作家，她对小说最原初的属性——讲故事，把故事讲得好听——有执念。为了让故事好看，她下笨功夫去收集素材，反复打磨语言，也因此，她的故事不需要奇崛的情节、特殊的人物，也依然可以做到色彩斑斓，富足而质朴。

她恪守小说的市井性格，相信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演变。她一点也不介意对她最多的一种批评：王安忆一点也不现代。她甚至主动出击，在诸多谈及创作理念的文章里充分表达自己对“现代”的不屑。她说20世纪的艺术提供了世纪末的情绪，它确实很深刻，但都是朝幽深的地底下爬行，气象萎靡。她理直气壮地说过这样雄赳赳的话：非虚构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而虚构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王安忆写《长恨歌》时很纠结，她不喜欢自己的主人公，“人道主义不能成为同流合污的理由，批评的态度要在”，王绮瑶最后死于非命。到充满各种性格缺陷的乡下小保姆富萍，结局却温情脉脉得多。

2012年，颇具红楼气象的《天香》获得第四届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获奖理由是：“此小说可说是江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女红文化的经典，是生动表现四代人日常生活和志趣节操的传世巨作。”也有人批评《天香》少了《红楼梦》的兴衰之感，其实，所谓的兴衰之感，大概本来也只是上层建筑的专属，市井小民的日子，是在荒芜中点起烟火，用浓油赤酱，来抵御荒芜。又或者，人生一定是荒芜和凄楚的吗？命运多舛的贝多芬，整个人生都用来反复思考的维特根斯坦，临终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我度过了很好的一生。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说，《天香》是反写《红楼梦》，《红楼梦》写荒芜，《天香》则表示荒芜是人间常态，生活就是明日复明日。

“老街此时还没从午后的酣睡中完全醒过来，人很少。几爿米店虽然敞着门，却没有人……一等二等的，都不是新米，倘是新米，也是暗，但暗中有光，玉一样的润光。剃头师傅自己坐在椅上打瞌睡，苍蝇在店堂里唱着嗡嗡歌。”

这样的俗世，既微小又强大，是枷锁，也是让人留恋与喟叹的温柔乡。

在中国文学史的坐标系上，王安忆的另一个参照系是张爱玲，对此她答：“我不比她强，也不比她差。”

王安忆有一次评价王朔：“他很能体会人的情感，但是我觉得他太软弱了。”听的人有点不敢相信：“你说他太软弱了？”“是的，所以很多东西他不能抵御。”关于这二位的另一则轶事是，有一次，莫言、刘震云等文坛大佬都在，王朔说，王安忆的作品远远超过在座各位。

这话王安忆自己未必同意。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2001年，王安忆就说，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是莫言，因为他能把日常生活写得非常壮烈。

供奉在王安忆文学人生里的那尊神，不是壮怀激烈的怒目金刚，也缺乏匕首和投枪的锐利，在那些朴素得有点前现代的文学理念指引下，她像古村口老槐树下那个说故事的人，勤勤恳恳地搭建起了一座逻辑严密意义饱满的故事的庙堂。

新故事《红豆生南国》，写香港纽约和上海的都市移民生活，仍然是钟点工、餐馆老板的平凡人生，2018年，作品获得国内最壕的年度京东文学奖，奖金100万，奶茶妹妹章泽天颁奖，王安忆没到现场，她在视频里致谢网友，“好像天上掉下个大红包，我很震惊，甚至有点害怕”，“我是不上网的人，没想到这个世界这么热闹”。

无论这个世界有多热闹，安安静静听一个故事的欲望，不管是在村口槐树下还是现代网络上，都是人类难以割舍的原始本能。而王安忆，自有一股一开口就让人欲罢不能的蛮力。

（来源：《289艺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