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我的九个电影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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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1982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我家所在的新疆南部的于田农场，人们互相招呼着，去场部看一场露天电影。

新疆地广人稀，人们住得十分分散，看一场电影，有的得过河、穿过一大片苜蓿地和白杨树林，有的得从沙丘中间的小绿洲走出来，再穿过沙枣林，有的得从山脚下的水闸看守房出来，走上很长一段路，到达场部。几百个农场人聚在场部前的一块空地上，县城来的放映队，已经支好了机器和幕布。

电影开始，全场欢声雷动，大反派被打倒的时候，全场一起鼓掌。

那部电影叫《少林寺》。

全中国都一样，影院、俱乐部，人们都在观看和讨论《少林寺》，报纸竞相找出看过50遍和100遍的观众，少年离家出走尤其是结伴的，一定是去投奔少林，只需要到去河南的路上拦截。

当时的内地，一张电影票在5分钱到2毛钱之间，而这部电影在内地的票房，超过1亿元。在香港创下1616万港币的票房纪录，打破香港功夫片卖座纪录，在日本，票房40亿日元，在韩国，票房51亿韩元。

李连杰、丁岚、于海、计春华，以及为影片演唱插曲《牧羊曲》的郑绪岚，都成为风头一时无两的大明星。当然，最后成为最大的那个大牌的，其实是少林寺。

他们改变了少林寺，《少林寺》也改变了他们。

《少林寺》剧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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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魔女传》和林青霞

1983年的夏天，我们去新疆策勒县电影院，看来自香港的《白发魔女传》。

那时候，香港电影刚以“内部电影”之名进了内地，必须要一定的行政级别，才可以观看，好在，我们所在的南疆小城，天高皇帝远，这些电影就明晃晃地在电影院里上映，5分钱买一张票，就可以看。

我爹妈不放心，自动承担起审查机构之重任，先去电影院审看一遍，再领我们去看。《白发魔女传》就通过了他们的审查，另一部武侠片没能过审，我耿耿于怀，记住了那部片子的名字：《报仇》，多年后报仇般地找来看了。

我在小城的露天电影院里，一边惦记着《报仇》，一边赌气一般地看着《白发魔女传》片头的黄山风光，直到鲍起静演的练霓裳出现。我失魂落魄，一腔怨气刹那间溃不成军。那是可以让五岁孩童震动的美，何况，头顶上是满天星光。像后来看到的席慕容的诗：“桐花初放，繁星满天”。

家里的《大众电影》上，渐渐出现港台女明星，一期一个，有一期是林青霞，主打照片是一张柔光照——后来在内地泛滥成灾——但那时候实在罕见，她的头发丝、轮廓，都化在背后过来的光里，浓眉，有一种憨直的表情，页面上还有她演的另几部电影的剧照，其中之一是她和周润发演的《梦中人》。我被她骇呆了，她的美，几乎是一种乡愁般的美。

一旦开悟，再看身边女性，就换了眼光。我的青春自那时开始，但那之后经历过的女孩子，最终都流散了。多年后，我寻访当年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女孩子的下落，我也看到了多年后的鲍起静、林青霞、刘嘉玲。我努力去想象她们在每一个转折处的心境，探查她们何以会做出那些决定，企图以此为命运绘制出一张函数线。

3

《大闹天宫》

1983年的夏天，学校组织我们看动画片《大闹天宫》。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家人之外的人看电影。之前每次和家人看电影，都以昏睡告终，因为那些电影距离一个孩子太远，裹着他们为我准备的皮大衣睡在露天电影院的水泥长凳上，我觉得有点冷，但又没冷到睡不下去，半睡半醒间，银幕上的声音带上了一种特别的混响，偶然睁眼，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那时候，吸引我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开始前的奔走相告、讨论、期待，以及有电影的晚上，那顿潦草的晚饭——在一九八零年代，看电影是一件慎重的大事。

而那天晚上，有《大闹天宫》可看的晚上，我已经知道自己不会睡着，我兴奋得过了头，在一群高年级同学面前又说又笑，突然间，也不知是什么念头驱使我，我兴奋地在他们面前跳起，在空中旋转360度，然后落地，落地时没站好，腿磕在露天电影院的水泥凳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疤痕。

多年后，我变成中年人，拍摄了《大闹天宫》的美影厂却还没有老去，依旧先锋。美影厂的先锋之处在于，它从“中国心灵”出发，却并没停留在纸墨上，它的每一次大动作，都和影像技术革新紧密相关，它的每一次决策，都踏在技术进步的节点上。对技术价值、商业价值和心灵价值，同样重视，这也是美影厂出品能够吸引少年，成为每一代少年青春记忆的重要原因。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经历半个多世纪风云，美影厂千变万化，但属于“中国心灵”的那一部分，仍然没变。在未来某天，它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词壁画、洞窟长卷、花下细语、绿窗幽梦，成为漫漫地球往事、地球乡愁的一部分。

4

《大众电影》

如果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太虚幻境，如果1980年代的群星也拥有一本记录他们名字的册子，那本册子，应当是《大众电影》。

自1979年1月复刊，这本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杂志，就成为中国电影的忠实记录者，也担起群芳谱之责，封面封底人物，多半是年轻女演员（李仁堂李玮也当过封面人物，结果是杂志的滞销）。我们从这本杂志上知道了张金玲、李秀明、张瑜、洪学敏、姜黎黎、潘虹、刘晓庆、陈冲、斯琴高娃、方舒、程晓英、李羚、宋佳、赵越、赵静、邵慧芳、龚雪、任冶湘、黄梅莹、张晓敏、李克纯、宋春丽、丛珊、沈丹萍、倪萍、林芳兵、薛白，也记住了郭凯敏、唐国强、朱时茂、张铁林、迟志强、钱勇夫、沈冠初、王伟平，也是从这本杂志上，我们知道了林青霞、钟楚红、陈玉莲、周润发，隔三差五，它也提醒我们，不能忘记白杨、张瑞芳、舒秀文、王丹凤、上官云珠、王莹、周旋。

它在1982年的发行量，是950万份。

我们由此出发，领略了电影之美，也体味到那些年轻人的美，在摄影灯光服装化妆都帮不上什么忙的情形下，他们给我们看到的美，结结实实，有筋骨、有个性、有辨识度、有时代撑腰，那是浓重的美，一张脸和另一张脸，绝无混淆的可能。

李羚脸上那种羞涩，龚雪小家碧玉的甜，宋佳适可而止的妩媚入骨，赵静的纯净，洪学敏的伶俐，在今天的演员身上再难看见，今天演员的美，整齐划一、削薄、含添加剂，像更圆更大更有光泽却没有苹果味的苹果。

八卦话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黏合剂。1980年代既然有了更接近现代意义的明星，八卦新闻也就随之出现，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靠的是口口相传以及报纸杂志上“文体新闻”里的一星半点，一律十分含蓄，稍事渲染后，必定加上一段“道德法庭”和“警钟长鸣”之类的按语，什么走光照，想都不要想。

也是那段时间，《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关键电话采访了邓丽君，陈冲在春节晚会上系了红腰带，女明星纷纷出国留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大事。那个年代有自己的一惊一乍，连看待这些事件的态度，都尚在摸索之中。但今天娱乐八卦的两大要素：金钱与性，已经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八卦新闻里。

《红高粱》剧照 资料图片

5

《红高粱》

1988年，《红高粱》剧照刊登在了《大众电影》杂志，所有人都被巩俐逼人的清丽骇了一跳：粗眉大眼、汗腺似乎格外发达的女性，总算从中国的银幕上慢慢退场了，她这种有点刀锋气质的女人，居然也可以扮演劳苦大众了。

紧接着，《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成为第一部在竞赛性国际A级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得奖后《红高粱》在全国放映，听说即将看到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全城像过节一样挤在电影院门口，爹妈的单位各自发了两张票，但他们宁肯浪费两张票，也不肯带我们去，妈妈正色说：“里面有那种镜头”。她的神色对我形成极大震慑，使我15年后才敢补上《红高粱》这一课。

1980年代，是个属于电影的黄金年代。张艺谋曾说：“第五代集体成才，是赶上了厚积薄发的大环境。一个民族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化生活之后，有了反思，有了不同的价值冲击……是那个时代蓬勃的文学、全民的风气、从头来过的热烈氛围造就了我们，是时代给了巨大的荣耀。”（《张艺谋的作业》）

《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上映时，我们那个小城的年轻人们倾巢而出，《英雄》和《十面埋伏》的时代，我们依然雪地排队，留下了为抢票挣掉衣服扣子的传说，但那些电影给我们的观感，已经发生变化。或许，一切都无法改变，十面埋伏的不是金钱，声声进逼的也不是商人，而是整个时代。

6

城市电影

1990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谢飞导演，姜文主演的《本命年》。看着程琳唱《留下油灯光》，看着姜文扮演的李慧泉，慢慢倒在地上。

1980年代，《红高粱》《黄土地》这样的文艺片看起来是主流，各种各样的CULT片看起来很兴盛，但八十年代电影真正想走的方向，其实是城市题材电影，作为对城市化进程的呼应。

1980年代初，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电影开始出现，在“时代的春天”的气氛中，这些电影往往基调乐观，电影基本剧情多数是两个基本的故事核：第一，一个失足青年在周围人帮助下重获生活的信心、友谊以及爱情，第二，一个经营不善毫无生机的商业单位，在承包经营方式的激励下，在一群青年人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焕发出生机，当然，还有混搭而成的第三种，那就是一个失足青年，来到一个死气沉沉的单位，最终，他和这个单位一起获得新生。

从被市场经济最先垂青的广州到北京到上海，这种故事随处可见：《雅马哈鱼档》《夕照街》《小小得月楼》《黑蜻蜓》《锅碗瓢盆交响曲》等等。今天看来，这类故事里有一种明显的隐喻，不便明言的时代创痛被压缩在一个小小的集体里，最终以乐观的方式得到安抚。

滕文骥是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城市电影导演，1985年他拍摄了一部讲述建筑女工成长为明星的歌舞片《大明星》，其中的主题歌《我多想》迅速传唱开来，而不论电影还是歌曲，都洋溢着一种近乎盲目乐观的时代期望。

八十年代初城市电影中所具有的那种乐观，在中后期电影中再难得见。在《黑炮事件》《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绝响》《太阳雨》《给咖啡加点糖》等城市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进程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坏，是失衡与动荡，不安的情绪开始酝酿。虽然还有《二子开店》这样的喜剧延续八十年代前期的城市电影追求，却已是余韵了。

谢飞导演拍摄于1989年的《本命年》，开始为城市电影重新定调。这部根据刘恒小说改编、由姜文主演的电影中，主人公李慧泉依然是“失足青年”，但所遭遇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困境，这与八十年代前期的电影迥然不同。

此后的九十年代，内地的城市电影沿袭的就是这种灰色的基调，黄建新的《站直了，别趴下》、何群的《混在北京》、宁瀛的《找乐》《夏日暖洋洋》，霍建起的《生活秀》，大致如此，《大明星》中建筑工人在工地上载歌载舞的场景，迅速成为回忆。

在城市化浪潮中懵懵懂懂遭受创痛的，不只内地人，台湾电影《搭错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暴力拆迁，旧时家园与人际关系同时消亡。

1990年代以后，城市，就基本从中国内地的电影中消失了。偶然出现，却因身单力薄，很难获得关注，几乎等于不存在。这是内地电影对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反应：否认和怀疑。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电影的整体衰微，二是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扬名，使农村和历史题材成为热点，陈丹青认为：“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他们都是才子，但他们这个年代的人接受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带有悲剧色彩的美学教育里面没有都市电影这个概念……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直到1997年，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为中国电影奏响回暖的先声，城市，也在2000年前后，渐渐回到了中国内地电影中。但起初5年，中国电影中的城市，只有一个上海，多数时候，还只意味着“老上海”，以至于王家卫要感叹：“上海养育了城市电影，却又把它拱手让给了香港。”

真正体现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心理状况的，是张一白、贾樟柯和娄烨的作品。整整十年里，张一白几乎成为唯一一个城市电影导演，他导演了《好奇害死猫》《秘岸》《夜。上海》，担任了《双食记》和《杜拉拉升职记》的监制，这些有他主导或者参与的电影，故事精致，剪辑利落，音画时尚，但也打上了他的另一个烙印：诡计、阴谋，人们各怀心事，冷淡疏离，像一次华丽却冰冷的拥抱。

而更进一步的，是贾樟柯导演的2004年的《世界》和2008年的《二十四城记》，在他的镜头下，城市像德尔沃（Paul Delvaux）和基里柯（Giorgio de Chirico）在他们的画作中预言过的那样，空漠孤寂，人们不得不与过去割裂，在庞大的城市里，陷入生无所依的境地。

《二十四城记》剧照 资料图片

7

录像厅

整个九十年代，我们的电影时间基本被香港电影占据，看电影的场所通常是录像厅。

一台彩电，一架录像机，若干沙发或者木头椅子，就组成了录像厅。一根音频线，将播放中的电影声音接出去，用小喇叭朝着大街放，招揽顾客，另有一块红色的水牌，立在门口，上面写着当天播放的电影名单，李小龙、苗可秀、施思，一直到周润发、刘德华和周星驰，都曾是红牌上的常客。当然，把节目单上所有电影的播放时间加起来，是不够二十四个小时的，那么，有名有姓的电影之外的时间里，录像厅里在播映什么？——加演片。嘘！加演片！

在八九十年代，录像厅风靡一时，它成本低，门票却是五毛到两块钱，而且场场满座，那个年代的大街上，隔不多远，就有一间立着红色水牌的屋子，小喇叭传出电影中的打斗声。那是那个年代的经典背景声。

后来，昆汀·塔伦蒂诺和罗伯特·罗德里格滋两位大导，在2007年推出《磨坊电影》（《Grind house》）时，对当年美国专门放映Grindhouse Film的地方进行了描述，咳，那跟咱们的录像厅可不就是一路货色么？那个地方培养出了昆汀·塔伦蒂诺，而我们的录像厅培养出了贾樟柯，他曾说，早在1982年，他就经常去录像厅看电影。

录像厅当然不只是作为大导演的黄埔军校而存在，事实上，它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七零后在那里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的补充性学习，接受了文艺教育，甚至在那里完成了性启蒙。所以，后来的我，每每恶毒批评过一部现在的“香港电影”之后，我也反思，说它们不像“香港电影”，是不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们不是在录像厅里放出来的。录像厅为我的“香港电影”，甚至“电影”，规定了最初的形态和色彩，电影就是浓艳的、传奇的、俗透的、画面粗糙的、CAMP的，环境也得肮脏杂芜，而不是像现在的电影那样，浅的、白的、明亮的、舒适的。而青春和无味的中年的区别，其实也正是如此。

1990年代中期以后，VCD成为七零后的新欢，录像厅迅速沦落，走向衰败。并在2001年12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新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之后，彻底成为历史名词，只在一代人五味杂陈的记忆里永垂不朽。

8

《哈利·波特》

2001年，看“哈利·波特”电影第一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那天，正是雪后，电影院门前排了很长的队伍。

自从《甲方乙方》重新开启了中国人对电影院的兴趣，《英雄》复活了购买电影票要排队的传统后，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要为看电影排队，有时还相当激烈，在《英雄》的抢票队伍里，我想起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发小告诉我的细节，春运期间，列车员制服上的扣子都是用铁丝拧上去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购票队伍没有这么狂热，挪动双脚的时候，可以听到脚下的雪被压瓷的声音。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头两集，格外明媚，现在看来，它的幼稚程度直逼后来在国内引起争议的《纳尼亚传奇》，孩童称王称霸，胜利的过程毫无难度可言。到了第三部《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囚徒》，原来的导演克里斯·哥伦布变成了制片，墨西哥人阿方索·卡隆成了导演，在他看来，“13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应付心中那个潜藏的恶魔”，于是，阴郁和黑暗都来了。

一直奇怪，这种做派，为什么要从第三集才开始，十年后明白了，前两集，就像人生的开场，要尽可能地给点甜头，所以里面满是足球赛、快乐而新鲜的学校生活，并伴随着小友谊、小冒险，和一点似是而非的小爱情，一切只为诱人入彀，接下来，真刀实枪的人生，开始温水煮青蛙一样小规模演练，“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证明：我可以比上一集更黑暗。

就这样，忽然十年便过去。

它也让我们参照出了这十年的最大动荡。《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2年1月在国内公映，票房是2100万，到了《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上）》，票房已是2.2亿，《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尽管并非全球同步上映，首周票房就已经破2亿，这或许要归功于银幕块数增加或者全球同步放映，但还有一多半功劳，要算给人民币贬值。如果罗琳女士有琼瑶的耐心，再用十年翻拍“哈利·波特”系列，或许可以通过票房比照出我们财富缩水的程度。

《哈利·波特》宣传照 资料图片

9

DVD

2000年之后，是华语电影市场的低谷，我们却凭借DVD，进入另一个盛世。

起初，我们看LD、VCD，片源很少，为了借一张碟，我们穿过大半个城市，为了看到市面上较少流传的电影，我们到处寻找刻录片源，一个新兴行业由此出现——刻录电影，从他们提供的影片名录上选出自己要的片子，下定金，半个月到一个月后，拿到刻录碟。

2003年后，DVD开始普及。电子商贸城成了我们的电影院，电子商贸城是本城最大的电子市场，一向鱼龙混杂。一层专营大小家电电线电缆灯泡开关，二层三层专营软件及D版DVD、VCD，而楼梯和转角处，则站满兜售H片的小贩，俗称“游击队”。一层是一片清澈敞亮景象，二层三层则从地理环境到人文环境，处处与它们所从事的营生的气质吻合，楼梯是曲折的、阴暗的、脏的，消防器材外面的玻璃，照例是被砸破的，窗子上钉着铁皮，铺子外面摆放着炉灶，防盗门“哐啷”一声推开了，走出来一个画着黑眉毛的女人，一边拉着毛衣的下摆，一边疑惑地看着来人。

我们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寻找着侯麦、黑泽明、费里尼、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岩井俊二、大卫·林奇、大卫·芬奇、塔可夫斯基、安东尼奥尼、安哲罗普洛斯、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

我曾经以为，是因为那时电影少，别的娱乐形式也并不丰富，因其稀有，因其难得，得以观看前的期待、观看时刻意营造的仪式感，以及观看后的念念不忘以及文字抒怀，宣示了其重要性，但现在我却知道了，年轻时的一切事物都异常浓烈。是那个浓烈的年代赋予了电影浓烈的色彩。那时的我们，像随时会因风起舞的芦苇，而电影、音乐、文字、爱情，都可以是一阵驱动的风。

所以亦舒说：“恋爱，革命，都必须非常年轻，非常非常年轻。”其实何止恋爱和革命，所有需要感受力支撑的事物，都需要年轻来配合。罗曼·罗兰也有相似的表达：“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

于是，我开始写影评了。我的影评，不是评论，其实更像是找个东西，来拴住记忆。电影对我，对许多因为电影而拥有浓烈记忆的人来说，可能更多是气味、声音、画面的碎片集合，是记忆的通道，是怀念的方式，是想要重返浓烈时代的企图。

我无比怀念那些被电影拂过的晚上，也正是带着这点怀念，继续去看电影，希望当屏幕亮起，我还能和当初一样反应强烈。

结语

2017年冬天，我在台湾看了一场电影。

整趟旅程，一点没有陌生感，南京东路，那是三毛住的地方，新竹，那里有席慕蓉槭树下的家，西门町，那是林青霞被发现的地方，淡水河，是郑智化《淡水河边的烟火》和张清芳《Men's talk》里的那条河，华西街牯岭街，是林强和杨德昌作品里的街，台大，是琼瑶小说里出镜次数最高的学校，台北的冬雨，是孟庭苇1992年歌里的雨，甚至，抬头看天，也会想起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

白天听蒋勋、张大春、罗智成、阮义忠的讲座，晚上自由活动，第二个自由活动的晚上，麻宁老师带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她选好了片子，我们在台大附近找可以观看这部电影的影院，第一家影院，放映的场次不合适，第二家影院，20分钟后就有一场。

影片文学性很强，靠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对乡下日常、底层生活细节有非常耐心的描述。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导演用影像色彩来区隔穷人和富人的生活，穷人的生活场景，用黑白，富人的生活，用彩色。

百来号人的小厅近乎满座，让我嫉妒的是，观众很安静，只在该笑的地方笑出了声，片子结束，没有人提前离场，所有人都看到最后一行字幕出完。我想，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影院靠近台大，观众多半是学生或和学院有关系的人，另外，这个电影能吸引来的，也多半是对文艺片有兴趣的观众。

出了影院，楼下是一间livehouse，有一支大陆来的乐队在演出，演出刚刚结束，观众正陆续往外走，他们的穿着，和电影院里的那群人相比，又是一番光景，脏辫，机车夹克。楼上楼下，都在搞文艺，却像是两个部落，两个世界。这种景象不算罕见，但这么直接地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却是第一次。

站在那里，我突然有恍惚的感觉。

从新疆最南边的小城，到台湾，从5岁看到《画皮》，到40岁开始和电影业发生关系，一生的踪迹，都可以在电影里找到线索。

当浓烈的被稀释，强烈的变平淡，一日再也不会长于百年，我们拉下窗帘，放出画面，终于肯以平常心来谈论电影，或曾经拂动过我们的一切，如叶芝的《沉默许久后》（飞白译）那样：

“沉默许久后重新开口，不错

其他情人全都已离去或死去，

不友好的灯光用灯罩遮住，

不友好的黑夜用窗帘挡住，

不错，我们谈了又谈，谈论不止，

谈艺术和歌这个最高主题：

身体衰老意味着智慧；年轻时，

我们曾相爱而却浑然不知。”

（来源：《289艺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