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铁琴铜剑楼 ——记藏书家瞿凤起先生的晚年

瞿凤起（1907-1987），现代藏书家、古典目录学家。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27日《南方周末》）

凤起先生亡故后，我去过一次北京图书馆。在一间展览室中，我看到老先生他家那张铁琴。琴没上弦，静静地躺在一个玻璃匣子里。老先生那宏亮的声音：“虞山之巅，……月白风清之夜……一曲高山流水……声闻三十里呵……相见太晚了呵……”却仍在我的耳边萦回，萦回……

瞿凤起先生（1907-1987）逝世已有三十多年了。他是常熟藏书家瞿镛的后人。瞿家的铁琴铜剑楼，和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瞿氏的藏书，历一百五六十年然后开始失散，私家收藏，经营时间之长，仅次于范氏天一阁。从瞿家祖上聚书，到凤起先生为止，算起来，刚好是五代。凤起先生无子嗣，铁琴铜剑楼恐怕就从此随凤起先生的亡故而变成历史的陈迹了吧。

1985年夏天，我和内人带着小儿到沪上查阅上海图书馆藏的清初诗文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凤起先生。往后两百多个日子里，每隔一星期便去看他。那时，凤起先生孤身住在闹市中一间简陋的斗室里；老伴已于前数年逝世，日常生活靠一个五十多岁、目不识丁的女佣人来打点。又因为两腿在丙午乱中受伤，不良于行，已有十多年没有出门了。但每天仍勉力靠双手将身体从床上挪到书桌旁的藤椅上，坚持一丝不苟地读书、作文。他不理会外边的世界，外边的世界也不来打扰他。

和凤起先生的交往中，我除了体验到一般老人的孤单和寂寞之外，还亲眼看到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如何在一个急剧改变的社会中顽强地坚持手不释卷的生活；我看到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如何在身心都背负着生活给他的累累伤痕时，仍孜孜不倦地为传统文化留下火种。

这篇短文，一方面要追述我和凤起先生之间一段不比寻常的友谊，一方面要把他那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谆谆勉诱后学的精神记录下来，作为对凤起先生的怀念。

〖一〗

1985年在沪上期间，常常在周末和妻儿到苏州短住。内人的娘家在苏州，而我则顺道去看在那里教书的钱仲联先生。钱先生和我以前通过信，也见过面，我曾多次向他请教过有关明清之际文学上的问题。那时，我正在整理钱遵王的诗集，也开始对清初人对钱牧斋评价的转变这一问题发生兴趣。钱先生原籍浙江吴兴，却从小在常熟的翁家长大，对虞山的掌故熟而能详。在一次闲谈中，又知道钱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随无锡国专迁到广西北流任教，我的父亲曾在那里跟他念过书。论起行辈来，钱先生应是我的“祖师爷”了。

大约是夏末秋初，钱先生向我提及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流散的往事。并说起瞿家的后人凤起先生正好住在上海，敦促我找时间去看看他。

关于铁琴铜剑楼，以前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看过一些有关的材料，但印象却已模糊。瞿凤起的名字倒并不陌生。廿多年前曾购得他所编的《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但自己对目录版本之学，本无慧根；凤起先生的书，虽也跟着我飘洋过海，但却从未细读过。因此，虽然自己立意要整理钱遵王的诗集，却没有想起凤起先生这本书来。

钱先生似乎也看出我对他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但他没多说，移步到书桌前坐下，提笔给我写了一封介绍函，跟着说：“凤起先生对牧斋的材料很熟悉，你去看他，对你研究虞山钱家是有帮助的。”接着又说：“凤起先生两腿不良于行，他是从不出门的。你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在家。只是他的常熟话不易懂。可得带个翻译去。”

〖二〗

凤起先生住在北京西路1290号。我和内人按址找去，看见一幢古旧的西式楼房，想是以前租界时代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