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日本移型换景

日本著名评论家松本健一从1980年代汉城奥运会时开始主张“1964年日本社会转型说”。
“奥运会召开之前的中国，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的情况十分相似。”松本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许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
1923年，“关东大地震”引发重建“近代日本”；
1945年，日本战败促使天皇制形态从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
1964年，东京奥运会再次成为契机……

梦想超级特快列车
东京奥运会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近代化的最后阶段。

1964年4月，我们离开故乡，来到东京，这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巨变。“梦想超级特快列车”东海道新干线开通，高速公路、超高层建筑开始投入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这类新型建筑物纷纷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

新宿西口小路上的黑市被取缔，淀桥净水场也没了踪影。昔日的西口，地面一度被建设广场用的铁板覆盖。然而就在新宿西口广场 （东京新宿站西口地下广场。1969年2月开始，每周六晚年轻人都会在广场举行集会，演唱民谣歌曲，并议论时政。同年7月19日，警视厅将“广场”更名为“通道”；7月24日，又加以取缔，西口广场的民谣集会就此消亡）建成四五年后，其名称便由广场改成了“通道”。

1964年社会转型，契机就是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干线也好，高速公路也好，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向那些前来观看奥运会以及奥运会以后来日本观光旅游的欧美人展示日本这个发达国家的风采，而且是一个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只不过，东京奥运会本身，即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而来的近代化之最后阶段，也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脱离“近代日本”这一历史阶段，步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象征。

社会的转型，促使景象发生变迁。不过，恐怕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要说社会转型，1945年岂不是要比1964年的变动大得多吗？

1945年发生的那一切，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更为贴切。天皇制的形态由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在8月15日，法西斯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

或许还会有人质疑：若是说起景象之变迁，关东大地震发生的1920年代的变动难道不比1960年代更巨大吗？1920年代被认为是现代史的原点，汽车、体育运动、西方舞蹈、性等20世纪的新风俗、新文化在当时已经全部出现了。但是，1920年代的这些变化，只能算是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进行的“近代日本”的重建。据说，因为东京的高层建筑几乎都在大地震中垮塌，从森鸥外宅邸所在之处——根岸的观潮楼上，时隔几十年，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东京湾的海潮。这里说的就是地震后的重建。

井伏鳟二在其所著《荻窪风土记》的开头部分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那段文字的大意是：大地震前，在荻窪能够隐约听到从品川岸边石壁旁驶出的轮船的汽笛声，地震后不知为何听不到了。至于原因，恐怕有很多，像是建筑物的西洋化以及高层化，汽车的增加，空气污染等等。

1964年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线“光号”通过富士山，此时的日本也正在以“超级特快”速度发展
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明治以后，日本经历了多次路线修正，效仿英、法实行文明开化，效仿普鲁士实现富国强兵，效仿德意志、意大利走上法西斯主义，最后效仿美国实现了民主主义。

明治以后到1960年代之间的日本，总是处于森鸥外所说的“建造中”的状态。“建造”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日本能够追赶上欧美，实现近代化。

所谓“建造中”，是指日本处于近代化过程之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其仿效的对象、欲实现的近代理想的类型虽然一直在变，时而英、法，时而普鲁士，时而德意志、意大利，时而美国，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近代化的道路。

若要简略阐述日本一贯奉行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说对外表现为从亚洲向欧美的过渡，对内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具体地说，日本的近代化，由于采取了仿效并追赶近代化的先驱者欧美国家这一方式，因而拥有了资本主义化、中央集权化、城市化、工业化、合理主义化、欧美化等多个方面。

但是，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让这种近代化走进了死胡同。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此时的日本已经与欧美齐头并进了，对日本而言，欧美诸国已经失去了作为理想型的意义。

能够诠释这一变化的最好例子就是公害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仅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二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建立了欧美类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因为如此，其公害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呈加速度凸显出来。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水俣病、“疼痛病”、琵琶湖污染、骏河湾污泥——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说明日本是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从1968年到1969年，我在船桥工厂总务科工作，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公害对策。具体来说就是在合乎法律、经营方针的前提下，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处理制造过程中排出的有毒物质。有一次，我曾询问有技术合作关系的美国企业，他们是怎样进行公害处理的。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公司设在沙漠边上，对排烟和排水未作任何处理。

听了这个回答，我心想，国土辽阔的国家真好。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在公害治理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在解决公害问题方面把欧美当作模范来学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近代化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亚洲各国，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也会像1960年代的日本那样开始被公害问题所困扰。在中国上海的工业地带，长江翻滚着黑浪，工厂的烟囱喷吐着黑色浓烟。在朝鲜，合成肥料和化学农药被大量投放，农业近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移植的文明如头皮脱落
诗中人物从农村来到城市，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

历史范畴上的“近代日本”，广义上来讲，是指明治以后的日本处于一个在外从亚洲到欧美，在内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过程。这意味着在“近代日本”中形成的精神之构图，是在亚洲与欧美、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地方与中央等一系列对立构图之上建立起来的。

亚洲与欧美这一对立的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从“落后的”亚洲到“先进的”欧美留洋，并从欧美国家移植“文明”。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了“归国者”这一特殊精神类型，还发生了被移植的“文明”难以生根而脱落的现象。鹤见俊辅在《战时日本精神史》中用“如头皮脱落一般”来形容这种现象。

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一旦剥离，就会随即发生“回归日本”的精神现象。借用“近代日本”这一特殊历史范畴内的语言来称呼这种回归现象，就是“背叛”。所谓“背叛”，是指思想的背离与回归。这里的思想不是指那种可以被权力的强制力量改变的一般现象，而是指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知识分子的思想，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种思想脱落下来，社会开始回归于移植发生以前的精神气质（生活情感）——“背叛”就是这样一种病理性精神现象。

在农村出生、长大的民众，成为城市的工业劳动力。他们在城市工作，但心底仍然深藏着“思乡”的情绪——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近代日本”大众的精神形态在石川啄木的俳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冷雨降都城，遥想故乡雨。淡紫花朵摇曳，轻打马铃薯。”

这首诗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主人公来到首都，看到都城飘落的冷雨，不禁想起了故乡的雨。在那里，雨点敲打着马铃薯的紫色花朵。诗中的人物设定为从农村来到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城市工作，或许是因为在城市求学，或是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总之，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场景设定是该诗成立的前提，吟咏了这样一种心情：主人公虽然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但无时无刻不在悲伤地思念被自己抛弃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