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杜威先生的中国之旅

这趟诞生于偶然的中国之行仅是时代的一个断面。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能在断面中看到东西方的碰撞与新旧思想的冲突，看到中国现代教育起步时的模样。

“她（林徽因）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林徽因成为接待杜威夫妇的女主人，而林长民的两位夫人都没有露面。

杜威仍是勉励中国人，“例如有好政府然后有好教育，还是有好教育然后有好政府，这是循环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

《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料图/图）

1919年5月4日，59岁的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正在上海西门外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会场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现场听者众多，几乎无席可容，后来者皆环立两旁。

不久后临危受命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这天也身在上海，担任杜威演讲的翻译。四天前，蒋梦麟代表江苏省教育会、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陶行知代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码头迎接杜威夫妇的到来——他们三人留美时都是杜威的学生。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亨颐本也计划去码头迎接，可惜错过了时间。

杜威是中国教育界各团体共同邀请访华的贵客。在华逗留27个月，足迹遍布13个省市，杜威所到之处、所识之人、公开讲演甚至课堂讲授，皆成报纸上的新闻。

在彼时的中国人眼里，杜威是学术明星，更是动荡时局中降临的智者。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授予杜威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在1920年12月的一封家书中提到，有人在邀请他演讲谈宗教问题时“非常天真地说，既然罗素和我（杜威）都在中国，他们希望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杜威无法解决一切问题，他这趟诞生于偶然的中国之行仅是时代的一个断面。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能在断面中看到东西方的碰撞与新旧思想的冲突，看到中国现代教育起步时的模样。

中国学生请来“洋先生”

中国，一开始并非杜威讲学的目的地。

1919年1月22日，杜威夫妇搭乘日本的“春秋丸”号客轮，从旧金山出发，前往日本。他接受邀请，在东京帝国大学作几次讲演。

“夫人和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现在的情形，我们度假最远所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是日本了。如果现在不去，以后就更不会再指望了。”自觉年岁已高的杜威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这趟旅程，他希望演讲能使自己与远东正发生的事情产生更紧密的联系，“若不然，它们也许只会成为我们所举的事例。”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暴风雨般的款待”，接二连三的娱乐与社交让他们兴奋又疲倦。消息传到中国，陶行知听后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预备两三年后做的事情，日本先做了。继而又欣喜地想到，杜威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杜威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更广。而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先请杜威来中国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好。

适逢陶孟和与郭秉文正欲赴欧洲考察战后教育。陶孟和是北京大学教授，郭秉文时任南京高师代理校长，也是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当即与郭秉文商谈，决定由他们顺道日本时当面邀请杜威来华。

“现在又有你欢迎的信去，我看杜威先生十分有六七分能够来了。”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自己不久也要写一封信邀请杜威。

杜威本来也考虑，等结束在日行程后到中国游玩，只是时间预计不超过六周，因为“钱很可能快用完了”。但3月14日，郭秉文、陶孟和在东京与杜威见面，询问他能否在中国待上一年。

“妈妈很渴望去，我的渴望程度也丝毫不弱于她。我只是含蓄表达，我有此意愿，至于能不能成，则是另一回事了。”杜威在给儿女的家书中说，邀请者会向杜威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提议，交换一个教授过去，如果哥伦比亚大学不同意交换，便由中国方面支付杜威的薪水。“花上一年的时间，一个人肯定可以从东方学到一些东西。”

“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的信格外高兴。”杜威还在3月28日给胡适回信，信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耀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致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陶提议在中国住一年）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了解杜威的心意后，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