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料支撑历史的细节”

沈从文1934年拍摄的凤凰虹桥。

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这张照片由著名诗人冯至拍摄。

作家李辉

黄永玉画的沈从文故居。

黄永玉画笔下的凤凰古城北门外。

黄永玉的《阿诗玛》一书，封面书名由沈从文题字。

1982年，黄永玉带着80岁的沈从文一起回湖南凤凰，住在位于白羊岭的黄家。这是沈从文的最后一次故乡行。六年后，沈从文去世，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幽静山谷。沈从文墓地的石碑上，镌刻着黄永玉题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叔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1923年，年轻的沈从文独自北上，一年后，表侄黄永玉在湖南出生，12岁时离开家乡，一路在漂泊中成长。两人都早早走出了湘西，都对漂泊情有独钟。

赴京几年后，沈从文很快就受到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的欣赏和帮助，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在大陆另一边的黄永玉，则以艺术家的身份，在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中精彩亮相。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上世纪80年代，李辉以文艺记者的身份认识了沈从文和黄永玉，从此结下忘年友谊。在李辉看来，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内在文学情怀的关联，以及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亲情、方言、熟悉的故乡，成为维系着这对表叔侄的精神上的联结。

叔侄关系之外，他们亦师亦友，沈从文更是黄永玉一生的领路人。表叔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对美的欣赏，对创造的沉溺，都在黄永玉心中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这对从湘西走出来的表叔侄，在艰难日子里相濡以沫，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在漂泊中执着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在李辉的众多藏书中，有两本书印证了这一点。一本是1957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阿诗玛》，为该书题签的是沈从文，而且是用不大常见的隶书；另一本是1960年沈从文出版的专著《龙凤艺术》，黄永玉专门为此书画封面。这是两代凤凰人之间的文化唱和，文化情怀与亲情血脉，两相呼应交融，呈现出无比丰富的生命气象。

拥有30年记者经历的李辉，也许是采访过最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写作者。上周，李辉带着满腹故事与史料，来到广州方所书店举办讲座，讲述他眼中的沈从文和黄永玉，倾力还原两人有温度的记忆。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提到面对材料时的谨慎，在史料上辨明真实，在叙述中敬畏历史，在旧闻旧事、陈迹残影中抓住细节，这是李辉的写作特点。

多年来，李辉或写作，或策划编辑了不少与二人相关的图书，包括《沈从文与我》《黄永玉全集》等，去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平和与不安分》则集结了几篇李辉写沈从文的文章，从文学、家庭、爱情到历史的际遇，在与当事人回忆、口述、相关史料相映照之下，李辉写出了一个“既平和又不安分”的湘西人。

能够鲜活而富有细节地讲出人物的经历脉络，得益于李辉多年的收集和积累。材料是他研究人物的底气，李辉家里的史料收藏非常多，他说，“我喜欢收集史料，喜欢和老前辈打交道，他们对我很好，贾植芳是我的恩师，黄裳、萧乾、冰心的书信留下来就是宝贝，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史料很重要，有史料才能支撑历史的细节。”

访谈

沈从文黄永玉关系一直很好

南都：沈从文和黄永玉的叔侄关系，两人互相之间的来往细节可能大众知之不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近？

李辉：沈从文和黄永玉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1923年，沈从文前往北京闯荡社会，沈从文走后，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的桃源结婚。一年后，他们的长子在常德桃源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南都：有一个说法，说沈从文和黄永玉晚年越走越远，这个说法对吗？

李辉：那是误传，他俩之间一直关系很好，而且因为说的都是凤凰话，所以包括后来干校、“文革”期间，都一直有往来。1982年的时候，黄永玉就劝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回湘西，那是最后一次回湘西，到湘西之后他们两个人也过得特别开心。有一张照片，是沈从文在小学里，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可惜后来这个教室拆了，如果这个小房子保留下来多好。回到北京之后大概是下半年，沈从文就突然中风，偏瘫了。

沈从文性格里的“不安分”

南都：1923年，沈从文开始“北漂”，作为从湘西这样一个比较偏僻地方走出来的文人，一开始沈从文如何融入北京的作家圈？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李辉：1923年，沈从文是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旅。当年他才21岁，到北京之后先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郁达夫就去看他。当时沈从文处境艰难，房间没有火炉，冻得发抖，郁达夫见状，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把雪花抖掉，披在沈从文的身上。接着，郁达夫拿出当时并不算少的五块钱，请沈从文到饭馆吃饭，并把所找的零钱都送给了沈从文。后来，郁达夫就写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受到社会冷遇生活艰难的青年鸣不平，进而抨击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这篇文章就是写给沈从文的。

郁达夫之后，就是和徐志摩的来往更多一些。沈从文很得徐志摩的欣赏，1925年11月，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从来稿中发现散文作品《市集》，将原来的笔名“休芸芸”改为沈从文，发表时，他还特意写一段“志摩的欣赏”为之推荐，他对沈从文评价很高，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文字之美，意境之美，静穆之美”。后来，沈从文对于徐志摩还是一直很感恩的，1982年之后沈先生继续写了三四篇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写得也很好。

徐志摩的朋友圈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文人、外交官等，徐志摩先后将沈从文介绍给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胡适、梁宗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邵洵美等人。上世纪30年代北京有一个“京派沙龙”，后来沈从文的朋友里面，包括何其芳、卞之琳、萧乾，都是一个圈子的。

南都：先后作为《北京晚报》《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你有很多机会近距离接触老一代作家，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沈从文的情形吗？

李辉：第一次见沈先生是在1982年，我有幸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晚报》，以记者身份采访文艺界。那一年6月，中国文联举行四届二次会议，在一个小组会上我遇到了沈先生。原来在上海，我与陈思和一起研究巴金。巴金在写给萧乾的信中，说他有三个最有才华的朋友：沈从文、曹禺、萧乾。没想到刚到北京，就第一次遇到沈从文，喜出望外。我告诉他，我研究巴金，彼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从1982年开始我和沈先生就有很多的交往，每次回来就记录下来。我第一次写沈从文的文章是在1984年，叫《画·音乐·沈从文》，他说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字里行间有音乐的旋律性。1982年到1992年我写得比较多，写了《湘西，流不尽的声音》，然后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破碎的将军梦》。

南都：沈从文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平和淡然，与世无争的，其实他的真实性格是怎样的？《边城》中所描绘的湘西生活的意境，是否也在无形之中塑造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李辉：我和沈先生接触不过几年时间，而且是在他的晚年，他留在我记忆里的，虽然也有人们通常所说的谦和、柔和，但是，最清晰的倒是他的风趣、活泼，还有孩童一般的任性。

沈先生的亲戚曾经和我谈到他在1982年最后一次湘西之行。有一回，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人们提醒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后来他真的去了。

南都：书中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张兆和评价沈从文，“这个来自湘西的人倔得很，但是宽厚待人。”倔是他对内心价值的坚守，宽厚又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随和。

李辉：其实沈从文他是很“倔”的，他本不是一个那么安分的文人。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时，他正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他以文物专家的身份参加大会，谈到文物保护如何之重要，谈到许多领导怎样忽视这个问题，他甚至批评，现在一些文物单位仍然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使得工作开展不顺利。后来，一次找到沈先生家里去，又提到这个问题，这次他显得比会议上要激动，他对文物部门的一些现象极为不满，甚至说：“什么也不懂，还要瞎指挥，能人就是上不去。会拉关系的就容易上去，专业好的却不行。”我觉得，他这种不平和，或者说不安分，正是他性格中重要的另一面。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先生经常会和人打笔仗，他身上似乎仍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京派与海派”“反差不多运动”等的大争论，均是因他的文章而引起，但同时他又和京派作家关系很融洽，所以是很矛盾的。

南都：时代转折之际(1949年之后)，他没有再写长篇小说，没继续文学创作，转去做历史文物研究，包括古代服饰研究。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选择？

李辉：这既是无奈又是他的主动选择，他本来就一直对这个很感兴趣，住在云南的时候就喜欢研究、收藏瓷器。他爱画，而且精于古画真伪鉴别，早在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就在创作之余，对中国古代书画有了研究，他的书房兼卧室里，三面都竖着高高的书架，除文学作品外，最多的就是古文物画集。展子虔《游春图》，过去人们都认为是隋代的作品。沈从文仔细考证后，大胆作出结论，认定为唐代的《游春山图》。后来，沈从文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这就更练就他辨别古画真伪的本领。

南都：据说当年沈从文差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李辉：1992年4月，我第一次前往瑞典作了关于沈从文的演讲，翻译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也来了。后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谈到1988年沈从文的事情。当时，马悦然听说沈从文去世了，打电话去问中国大使馆，说你们有位作家沈从文去世了，对方回答：“沈从文是谁？我们不知道。”之后，他打电话联系我，我告诉了他沈先生去世的消息。如果不是突发疾病，沈先生走得太快，或许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就会颁发给他。

南都：作为艺术家的黄永玉最早靠木刻在文坛产生影响，他也一直和文学圈来往密切，这是不是受叔叔的影响？

李辉：1937年，12岁的黄永玉从湘西来到厦门集美中学，后来学校迁移到安溪文庙之中，黄永玉在这里开始学习木刻，上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为贺宜、臧克家等诗人、作家配木刻插图。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沈从文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将他推荐给萧乾、汪曾祺等人，此时，黄永玉的木刻艺术刚刚崭露头角，沈从文的举荐无疑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其实，黄永玉是一位创造力旺盛的人，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的绘画，但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文学创作。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因为两个人的文学理念、风格，其实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南都：湖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出了很多文人，2016年你就专门写了一本《穿越洞庭，翻阅大书》讲湖南人的故事，这个书名就出自黄永玉？

李辉：1979年黄永玉写《太阳下的风景》最后一段话非常精彩：“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穿越洞庭，翻阅大书”表达了黄永玉对故乡的乡愁和情感。黄永玉经常说，在外面呆久了总想回到凤凰，故乡让他内心有踏实的感觉。儿时的他，如同表叔沈从文一样，总爱走在凤凰廊桥和大街小巷，与民间艺人的作品相遇：风筝、灯笼、龙、狮、糖人……十几年前，他出版一部写故乡的诗集，每首诗都配一幅插图，书名就叫《一路唱回故乡》，诗集出版之际，在涵芬楼举办朗读会，白岩松主持，刘诗昆弹钢琴，黄永玉朗诵自己的诗，他的许多好朋友如吕恩等都前来朗诵。

南都：除了亲戚关系和熟悉的方言，叔侄二人还有哪些精神上的联系？

李辉：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年轻时待过军营，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在十多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成长。

但是，两人也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北京的几年之后，从原本一个湘西“乡下人”，逐渐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

黄永玉曾把自己和沈从文比较：“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愤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

南都：“黄永玉”这个笔名是沈从文起的？

李辉：对，“黄永玉”这个笔名就来自沈从文。1946年左右，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比较像一个“布店老板”，“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后来他接受了这个建议，“黄永玉”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南都：两人都早早告别家乡在外漂泊，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恢复联系、什么时候重逢的？

李辉：据黄永玉回忆，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1934年，沈从文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当时黄永玉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了。

1950年，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给黄永玉，黄永玉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这封信就发表在大公报上，题目为《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

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年，黄永玉梅溪夫妇前往北京，时隔十几年，与表叔重逢。当时他们那张合照是冯至拍的。回来之后，沈从文就给梅溪写信说，希望你们早点回来。此次重逢，影响黄永玉夫妇决定离开香港，1953年2月，他们夫妇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黑蛮，定居北京。从此，两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是我前些年去采访、搜集过来的。

在同一座城市生活，沈从文与黄永玉来往颇为频繁，沈从文的侄女沈朝慧(后由沈从文抚养)不止一次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亲友中，沈从文与黄永玉关系最亲近。一次，沈朝慧这样对我说：“爸爸和表哥关系一直很好，很融洽。表哥从香港到北京后，我们两家来往最多，每个星期都要聚……”

南都：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了很多年，也写得随心所欲，当时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辉：黄永玉13岁就到了厦门集美学校，他的第一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的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在凤凰的故事。《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三卷加起来差不多160万字到180万字了。

小说真正开始写是1990年前后，后来中断了，大概在2006、2007年左右，我跟黄永玉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应该好好写下去，他也同意了，就让我和《收获》联系。他从2009年重新提笔，写到现在，已经96岁了还在继续写，而且每次都会画插图，所以他的状态相当不错。

南都：最近有跟黄永玉联系吗？

李辉：一直有联系，他的身体状态很好，眼睛也不花，字写得也很小，因为眼睛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他记忆力很好，所有人名、地名记得清清楚楚。1987年前后，我就开始与黄永玉先生交往比较多，至今三十多年了。

“我喜欢收集史料”

南都：你的创作特点和一般的作家不同，你和老一辈的文学家有非常深的渊源，写过胡风、巴金、萧乾、周扬、黄永玉等，为什么如此关注老一辈文人？

李辉：能与这么多的前辈交往，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受益匪浅。我从1978年到复旦大学就跟贾植芳先生关系比较好，他是著名的“胡风分子”，后来就研究巴金，到了北京就和巴金、胡风的圈子打通了，再后来又延伸到艺术家的圈子。与老一辈文人接触，就是触摸历史，接触前辈，读他们的书，可以感受更多的细节，而且都是活生生的。

我现在退休了，如果到2022年，就算有40年的媒体生涯了，我一直很喜欢做记者和编辑，编副刊也很多年了，好多文化老人都是我写的，书信史料全都留着，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能够和这样一些人交往我很开心。

南都：你家里有些什么关于沈从文、黄永玉的史料收藏？

李辉：在我收藏的各色的史料中，有一些意义特殊的东西，比如沈从文1971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使用过的木板，上面写着“丹江文化部办事处沈从文”，是由沈从文本人书写。上世纪50年代，沈从文捐了一批瓷器给中央美术学院，我曾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收了一张当年他捐献的收据单子。黄先生的东西会多一些，因为他经常会在我的书上写一些题跋，包括他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给我写的信，这些资料都存着。

南都：为名人写传记很多时候是依靠口述建立的，除了口述之外，你的写作一般是怎么收集资料？去哪里买书、看书？

李辉：我喜欢研究史料，喜欢收集，史料在上世纪90年代很容易买到，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的杜高档案，还买到过一批中国剧协的档案材料，其中涉及田汉，还有潘汉年的史料，巴金的谈话录，鲁迅全集的一些信件也收集了。以前很多，现在反而不容易遇到了。

南都：接下来你还有哪些计划？

李辉：目前手头上在做的是几个丛书。一套是大象出版社的“副刊文丛”，分为专栏系列和个人系列，计划每年出20种左右，现在已经出了40多种了。另外与深圳海天出版社做两套丛书。一个是“寻找中国”，主要是讲百年前的外国人谈中国的，请人来翻译；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地名古今”。两套丛书应该每年各出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