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夏晓虹：学者藏书 不以珍奇见长

房间中，书在到处蔓延。

房间中，书在到处蔓延。

 “书太多也会成灾，它会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开玩笑说，买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书住的。可是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工作需要，不断地让书占据我们的生存空间。”说这番话时，陈平原教授露出一副对书籍既珍爱、又无奈的表情。

在陈平原和夏晓虹教授位于北五环外的家中，除了卧室和厨房，四壁都是书，连厕所也有一半被书籍堆满。书籍来势汹汹，静默庄严，它们盘踞在房间拐角、壁橱、五斗柜、餐桌和客厅的长沙发之上，让两位“敬惜字纸”的学者望“书”兴叹。陈平原委屈地说：“我再三申请，什么时候沙发上可以没有书，我可以躺在沙发上休息。到目前为止，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大英图书馆的样式”

陈平原和夏晓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对有名的学术伉俪。1984年，陈平原从中山大学毕业，北上求学，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被著名文学史家、现代文学研究奠基人王瑶先生收为弟子。翌年，他与留校任教的北大中文系才女、季镇淮先生高足夏晓虹结婚。

早先条件蹇迫，婚后两人住在筒子楼，书房、厨房、卧室合而为一，柴米油盐里混杂一缕秀逸书香，关起门来各自埋首学问，那日子自有一段风味。读书人免不了爱书买书，逐渐私家藏书累积愈丰，竟成为“负担”。后来搬进宽敞的三室两厅，设计师匠心独运，用齐屋顶的书架将客厅与餐厅环抱，只留沙发对面一面白墙挂些字画，号称要打造成“大英图书馆的样式”。

客厅以外，朝南和朝北两个房间，是陈平原和夏晓虹各自的书房。书桌上杂七杂八、案牍累累，是两位学者读书写作的日常情状。七月的下午光线明净，夏晓虹指着窗外告诉南都记者：“从前这里看出去是一块农田，可惜现在建成了停车场。”

人文学科学者多博闻强记、阅读广博，但学问和才情并不以藏书来衡量。陈平原反复强调：“我们不是那种以版本取胜的藏书家，我们是以自己的适用为需要来阅读、收藏。所以书虽然数量不少，但是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

书太多了，就送回老家。哪些书可以送，哪些书应该留，两人还会有一些小争端。如今，他们已经送走了一百多箱书籍，陈平原老家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专门辟出一个房间，起名“陈平原、夏晓虹赠书室”。

“她读的书是文字，我读的书是图画”

出版过《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阅读梁启超》《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夏晓虹教授，在学界给人的印象是才华蕴蓄，不蹈虚空亦不求闻达。而在陈平原的描述中，她又是个地道的“老北京”，闲适加懒散，口头禅是“悠着点”。

在为夏晓虹的著作《诗界十记》写的小引里，陈平原透露，夏君生平有三大嗜好：集邮、旅游、看电影。“弄邮票时之严肃认真，跑山川时之吃苦耐劳，观电影时之废寝忘食，如此神态如此风采，皆为平日做学问时罕见。”

集邮和看电影一时不可考，但跑山川之兴味从家中摆放的众多帧照片可窥一斑：1994年两人在北海道喂马、2002年携手在法国畅游、2006年在波士顿留影……有一张照片夏晓虹扮成采茶女，在青葱茶山上笑吟吟地“劳作”；另一张是某年春天在陶然亭，照片上的两人相依而笑，背后的桃花正开得璀璨。

采访过程中，陈平原爽朗洒脱，乐于侃侃而谈，一旁的夏晓虹始终面带微笑，语声低柔静定。陈平原对问题较真，思路严谨，夏晓虹话语不多，但常有精辟见解。说到好玩的地方，夫妇间还有一两句斗嘴闲话，显示出二人平日里的亲密无间。

相伴几十年，阅读和研究趣味逐步接近，但他们并不被对方的光芒所掩盖，反倒在各自的畛域都建树非凡。陈平原刻有一个藏书章，繁体“书”字设计为台灯形状，灯下两个正在并肩读书的小人儿，一个是他，一个是夏晓虹。他指着钤印上的图案告知我们其中关窍：“夏老师的学问比较大，所以她读的书是文字，我读的书是图画。”

【访谈】

南都：你们的书房内大概有多少藏书？

陈平原：我不是卖书的，不会去计算家里有多少藏书。我还有办公室里的书，还有我们另外一套房子里的书，但不会去计算家里总共多少书。因为我们不是藏书家，我们是读书人。读书人需要什么书，就藏什么书。对于很多藏书家来说，他们会特别讲究版本。我们不是那种以版本取胜的藏书家，我们是以自己的适用为需要来收藏、阅读。所以书虽然数量不少，但是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

我们已经送走了一百多箱书，送到我的家乡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下面还会再送。你进到家里就会明白，有的人感叹没有书，我们则是书太多了。书太多也会成灾，它会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开玩笑说，买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书住的。可是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工作需要，不断地让书占据我们的生存空间。所以我经常跟夏老师发生矛盾，主要原因就是，哪些书应该送走？哪些书可以保留？两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

我们的朋友比较厉害。他说，夫妇中只要有一人说送走，就送走。我们是两个人只要有一人说留下，就得留下。我再三申请，什么时候沙发上可以没有书，我可以躺在沙发上休息。到目前为止，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夏晓虹：躺在床上就好了，不要躺沙发上。

陈平原：整天躺在床上不就成了卧床不起？还是躺这里比较舒服。

南都：哪些书可以送走呢，有没有一个标准？

陈平原：估计用不着的书，就可以送走。不是好坏的问题，因为不好的书我们不会收藏。以前我们收藏的时候，是好书，只因时间变化了，比如不做这个研究了，或者那个东西可以用别的办法代替，尤其是大套的书，我们只好用送走这个办法来处理。

夏晓虹：大套书很多只是检索的时候要用。你要使用的时候，会去翻一下。一般情况下，你不见得会一本一本地读下来。所以，或者去图书馆查看，或者用数据库来解决，都可以。

南都：两位各自的图书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

夏晓虹：我们原来有一点区别，后来越来越接近。本来他在现代文学教研室，我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所以，他的书一开始以现代文学居多，或者说放在他书房的是以现代文学居多。我这边好多是古代的文集、诗集之类。那个主要是用于教学。我自己个人的研究兴趣在近代，所以就会跟他走得比较近一点。

陈平原：其实原来也没那么大差距。如果她是做化学的，我做文学的，那还能够说互相接近。本来就做的都是中国文学，只是时间段略微有一些差异。

在学术界，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出去开会。我们经常是两个人一起去，因为研究领域接近。她能参加的，我就能参加。我参加的，她也可以参加。大体上就是这样，这是比别人方便的地方。其实，单就阅读与写作而言，我们俩差别并不明显。讲课除外，因为讲课的话，她有时候会从先秦讲起，那是属于古代文学课程。虽然研究领域接近，但一看就风格不一样，不会把她的文章误认为我的文章，也不会把我的文章误认为她的文章。

而且，真正的读书人，古今是不分的。没有说只读现代书，不读古代的。你可以说自己的研究侧重点在哪一方面。再加上传统的文史不分，这样的话，我们藏书的面会比较广。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及阅读范围扩大，书需要不断地收。可是有些书用过了，就不再需要保留了。

南都：其实对书的喜爱和阅读的习惯都是有传承的，两位老师可否就这个话题分别聊一下，父辈的藏书对你们成长和发展的意义？

陈平原：我爸爸和妈妈都是中等专科学校教语文的，因此他们会喜欢买各种各样相关的书，偏于文学。我曾经写过文章追忆，我初中毕业后，没办法继续上学，在山村里，别的书没有，但父母的藏书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些书今天看来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就是一般读书人的书，而且偏于文史，尤其以中国文学为主。但是，在那个没有书可读的年代，这些藏书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难得的。我还有书可读，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夏晓虹：我跟他不太一样。因为我父母都是出版社的，所以我们家的书是不缺的。我爸爸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里有很多文学方面的书籍，小说也好，诗歌也好，特别是我爸爸自己就写诗，所以诗集特别多。我妈妈是人民出版社的，她那边政治性的书比较多一点，也会有一些历史书。

我想，家里的藏书偏于文学，可能跟我后来上中文系多少有点关系。其实我的兴趣比较集中在历史，有时候不一定是家庭藏书，是你可以借到或比较方便阅读的书的影响。我那时候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当然只是“中国历史小丛书”，这和我后来喜好历史、关注近代史都有关系。

藏书不以珍奇见长

南都：陈平原老师1992年出版过一本关于武侠小说的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您曾经是一个武侠小说迷吗？

陈平原：不能这么说。武侠小说，我在中山大学读本科及硕士生的时候读过一些。但集中阅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种为了学术研究而进行的阅读，和武侠小说迷的阅读是不一样的。

选择这样一个课题，一部分是出于学术判断。比如说，从类型学角度来面对中国人的游侠想象。因为我和一般的武侠小说研究者不一样，我谈的是从司马迁以降一直到金庸，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游侠的想象。在历史、在诗歌、在戏剧、在小说乃至电影里对侠客的想象，这是一个学术性的判断。契机有可能跟我早年读金庸等人小说有关系，但整个研究不是局限在某个具体的小说家。这样的话，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学术环境里，更多的是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扩展。基于我对中国文化的判断，大传统之外，必须兼及小传统，不只谈儒释道，还必须考虑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侠义精神。此前，我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中国小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而《千古文人侠客梦》讲的是小说的类型学。也就是说，当初选择这个课题，一方面是拓展小说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大众文化潮流。

南都：现在的书房里有收藏武侠小说吗？

陈平原：当代武侠小说我没有收藏。家里顶多有金庸的一两种，现在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当初做研究，大部分书是从图书馆借的，从有关游侠的古代诗文戏剧小说，一直到现、当代武侠小说，数量太多了，不见得非要买回家。

我们的特点是，长期在北大工作，研究中使用的好多书，除掉自己喜欢或值得收藏的，其余的大部分从图书馆借阅，那样更方便。

南都：夏老师有不少关于晚清时期的女性的专著，您还和陈平原老师合著过《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您的藏书里有这部分比较特别的书籍吗？

夏晓虹：应该说也没有。晚清的东西，现在流传比较少。而且你买一两本没有用，实际上是需要大量地阅读，那基本上还是要依靠图书馆。当然，现在比较方便的是数据库。以前我们在各个图书馆借阅，如果允许，还会复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们不是做收藏的，那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点石斋画报》我们有好几套，但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制作的本子。

陈平原：对我们来说，真正进入哪一个课题，一两部、或十本八本图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大面积阅读，才能够做这一类的研究。你看一下我去年出版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后记》里感谢了好多国内外图书馆，必须有这样广泛的阅读，才拿得起这个课题。

记得当年在报国寺淘旧书，看到《良友》画报。我去询价，他告诉我一本多少钱。我说我不要一本的，我买就买整套，或者大半套。他说你搞错了，撕下来，一页页贴在镜框里，多好看。对他来说，三两本已经够多了。可对我们来说，太零散的书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再三说，我们的藏书是实用的，不以珍奇见长。

学者也会有“厌书”情绪

南都：学者的读书与一般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夏晓虹：比如我自己做晚清研究，我读的那些晚清小说，一般人肯定觉得不好读，没兴趣。那些书有的没写完，有的很草率，先在报刊上连载，瞎编、重复、遗漏的情况也很多。这在晚清是很常见的，因为杂志可能只出几期就没了，那他当然也就不写了。或者他写着写着觉得没兴趣，也就放弃了。你看梁启超的小说、戏剧，大都没有完本。他太忙了，所以你也得原谅他。

可是你做研究，这些资料都必须阅读。所以我说，即使读小说，也未必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有的地方我们能读出特殊的趣味来，而别人会觉得很枯燥，这就是专家和一般读者的区别。

陈平原：专家的阅读特点是，既读自己喜欢的，也读自己不喜欢的。所以，专家的阅读不太好玩。一般民众的阅读，可以只选自己感兴趣的，不喜欢的，丢一边就是了。一般民众读书，读不懂，可以不读，没必要硬撑着。但对于专家来说，你没有这个自由，若是研究课题必须直面的，你不喜欢也必须认真读。好处是，专家会啃很多大家不愿意啃的硬骨头，会有一些独特想法，会推进研究深度。不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阅读成了责任，丧失了快感。要说阅读的轻松愉快，还是普通读者好。你说莎士比亚伟大，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同样道理，《红楼梦》确实很好，可如果你读不下去，也可以放弃。而对专业研究者来说，他必须面对很多不喜欢的书籍，这样才能沙里淘金。

南都：碰到很多硬骨头，会不会有时候也会产生“厌书”的情绪？

夏晓虹：会有。有的你不想读的，但对你来说也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读。

陈平原：专家为了自己研究得全面，必须面对很多无趣的书籍。所以他的读书，很多时候是工作，不是兴趣。再说，同一个类型的书读多了，还会有抵触情绪。比如我写完《千古文人侠客梦》，不少人给我寄武侠小说，我都不看了。一段时间内过于集中阅读，很可能会读伤的。这不是一个好的阅读状态。

南都：公众对学者的想象是学者对自己研究的题目总是怀抱着巨大的热情的。

陈平原：学者分两种。有一种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那样的话，他是带着赏析的心情来写作。比如你做《红楼梦》研究，一辈子沉迷在里面，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做文学史研究，是不能只面对单一文本的。做史学研究，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也必须阅读。

南都：除了学术性的阅读以外，两位喜欢读哪个方面的闲书？

夏晓虹：散文随笔吧。还是偏于文史。

陈平原：应该这么说，从内容上讲，偏于历史、文化或思想，而不是政治、军事、经济；就文体而言，偏于文，而不是诗词、小说、戏剧。我们说的“文”，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也包含各种历史书写。

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读书、写书，太平实了，没有多少戏剧性，采访起来比较麻烦。因为提“你最喜欢哪本书？”“你最喜欢哪个作家？”这一类问题，我们很难回答。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说，假如我只喜欢一两个作家，或只喜欢一两本书，那不叫读书人。

书房是主要的工作场地

南都：两位都在北大中文系求学、任教，北大中文系是否有特别浓郁的读书氛围？

陈平原：喜爱读书是所有读书人的共同特点，与在不在北大没关系。我以前在中山大学念本科及硕士，中大也很有读书氛围。因为记载历史、传递知识、养成“道德文章”，在这方面，书籍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所有做文史研究的，都必须博览群书，但不一定是藏书家。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也不是藏书家，家里是有不少书，但藏书质量或珍奇程度也不明显。所以，同样是学者，有人特别喜欢藏书，比如唐弢先生，他的藏书就比王瑶先生多，质量也好。必须加上一句，藏书多少跟一个学者的成就大小，没有必然关系。

所以，你可能会惊讶，采访学者不精彩。采访一些学识渊博、性格奇特的朋友，他们的职业不是读书，但读书及藏书很有特点，那才好玩。我们这些专业的读书人，其实不好玩。

南都：两位现在大部分时候还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工作吗？

陈平原：以前北大老师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只有公共的办公室。现在有独立的办公室，可以放许多书，但文史专业的教授，读书主要还在家中。这其实有问题，工作和生活无法有效区分，等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可习惯早已养成，早晚上下班，坐车到学校看书，还是不方便。年轻的同事要送孩子上学，他们就会把办公室作为主要的阅读及写作的地方。主要在家里读书写作，那也是因为最近二十年，很多人生活条件改善，有了自家书房，家里能放书，不然的话也没办法。

南都：我知道一些学者或作家在写作方面有些怪癖，比如罗兰·巴特离开自己的书房完全无法写作，如果在异地工作，他甚至要求有一张和自家书房朝向完全相同的桌子。两位离开书房还可以写作吗？

陈平原：可以呀。就是不要写那种需要大量引经据典的。比如说，我们俩休假外出，会写一些散文随笔什么的。在外面写作，有手提电脑，没有问题。确实需要大量查阅资料，网上数据库也无法满足的，就会在家里写。

夏晓虹：不在自己的书房，你可以使用别人的图书馆或网络资源。但是，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把别人的图书馆做成自家书房，还是不太方便。

南都：在书房里写作时遇到瓶颈或者困难，会怎么解决？

夏晓虹：反正就停顿呗，干点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特定的诀窍。

陈平原：比如说吃巧克力呀，喝茶呀，或者听听音乐，或者出去走走，最好是外出旅游，或者找朋友聊天，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

经典之外，还要读一点别的

南都：陈平原老师曾经刻过一个章，上面是和夏老师两个人在读书，非常有意思。除了这个章还刻过别的吗？

夏晓虹：那是一个藏书章，上面的灯罩是一个繁体的书字。因为有人借书，他要标记所有权。借给别人，别人也会忘记。所以有这个章提醒一下，这是我的书，便于归还。当然，后来书太多了，就不盖了。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还刻过一个。那是早年的藏书章，上面的字是“三十前藏书”，中间是一头鹿。过了三十岁，我就把周边的字给铲掉了，只剩下中间那头鹿。

南都：书籍太多，而生命只有有限的几十近百年。用宝贵的时间阅读坏书显然是一种浪费。两位觉得什么样的书是值得我们阅读的？

夏晓虹：从个人的受益来说，肯定是读经典最好了。

陈平原：我写过好多这一类的文章，有兴趣的话，可参见我的两本书，一是北大版的《读书的风景》，一是中华书局版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大家都会建议你读经典，但每个时代的经典是会变化的。政治立场、性别、阶层、宗教不同的人群，他们对经典的判断不一样。某种意义上，只能是入门的时候靠经典，读一些大家公认的好书。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阅读趣味，再来做进一步的选择。如果不是这样，过分依靠必读书目，那没多大意义。所以，到目前为止，除了教学需要，我不给外面的人开必读书目。开书目前，首先得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大致知道他/她的教养、趣味、立场等，还缺什么，需要补什么，再拟定推荐书目。

我曾引用林语堂的话，大意是：读书要读极上流书和极下流书，中流的书可以不读。极上流的书不用说，极下流的书为什么也要读？那是因为，这个时代排斥它，认为它不好，伤风败俗。有时候书的确很糟，但有时候不是，只是因为叛逆，跟当下主流趣味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说，敢于读这种书，理解另一种立场，有时候是很能检验一个人的眼光和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