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驻华使节评说十七大】“社会福利国家原则是中国可以考虑的”——专访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

编者按：中共十七大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就是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而这一新的治国理念的产生，无疑是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此，《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古巴、德国驻华大使和俄罗斯驻华参赞，请他们结合本国的实际，谈谈对十七大、“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改革的感想和建议。

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        郭力/图

欢迎中国将来更关注平衡发展
    南方周末：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 “科学发展观”，我相信可能德国大使馆也注意到了，大使先生怎样看待中国国家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科学发展观”这一个理念？
    施明贤：当然，我是非常密切地关注十七大。
    我从中共总书记主席胡锦涛的报告中，还有媒体上进行的讨论中，已经有这么一种理解，好像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想法已经从方法方面和政策方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的出发点。
    从方法方面来讲，我觉得将来中国政府或中国的决策者，他们不怎么注重一些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标准，而将会更真实地关注到实际情况来进行或者来制定决策。
    从政策方面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以后中国的目标是要和谐地、比较协调地来发展。“科学发展观”这个理论跟可持续发展有一些类似，而我们在欧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欧洲和德国属于世界上最老的经济大地区和经济大国，我们在欧洲和德国还是比较晚才明确发现，如果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话，我们也必须关注环保，也必须保持我们的生态，因为这些是我们生存最基本的基础，没有这些或者破坏这些的话，那就没法说到一个经济方面的发展。所以现在欧洲和德国非常关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对于社会福利体系来讲，我们认识到，只有贫富之间有着相当的平衡，一个社会才能够稳定,所以我们应该使更多的人来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只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

“社会福利国家原则”可供中国参考
    南方周末：大使先生，你们有哪些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经验，能不能介绍一下？
    施明贤：其实我非常有兴趣观察贵国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和争论。众所周知，欧洲最近100年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和讨论。回顾一下德国历史，我们从魏玛共和国失败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把社会福利国家这个原则纳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除了社会福利国家这一原则外，我们还有民主和法治国家这两个原则，这三个最基本原则已经是我们联邦德国的三大支柱。我们觉得通过制度保障，我们德国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保障他们生活中所面临最大的威胁，也就是生病、失业、养老。通过这种方式，公民能够向政府、社会要求在这些情况下的帮助。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建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就是全社会来保证负责各个公民的这么一个平衡。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把社会福利国家、民主和法治这三个原则写入宪法，这是一条经验？
    施明贤：我们1949年建立我们宪法的时候，把社会福利国家原则写入宪法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是中立的力量，但市场经济对个人也包含着一些威胁和挑战，而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碰到这种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应对。从德国能够看到，社会福利国家原则纳入宪法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基础，它使德国在上个世纪50年的时间当中得到快速、稳定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情况跟德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一方面是中国的人口数字比我们德国大得多；第二个中国的领土面积比我们大得多；而且中国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方面来讲，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评价自己的经验，社会福利国家原则是中国可以考虑、可以考察的一个原则。

民主、法治和社会福利国家原则应纳入宪法
    南方周末：大使先生对科学发展观这个理念本身，以及落实这个理念有什么宝贵的建议？
    施明贤：首先我必须得说，我作为德国驻华大使，我并没有处在一个向贵国政府提出建议的位置，再加上我刚刚到中国这么短时间，提出意见对我来讲，是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已经很深入认识到，你们中国最近达到些令人神往的成就，而且你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些成就感到骄傲。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我们两国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况，在人口、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等方面有不同框架条件，我们还是必须保持对话，只要有这种对话，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共同目标，就是说提高我们两国人民生活水平。
    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和德国已经有很稳定的基础，所以我们有能力互相交换我们的意见。在这种对话当中，我国政府能够向中方介绍，自己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同时，我们也希望得到中方的意见。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主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对话机制：一个是法制国家对话，第二个是人权对话，第三个是我们两国国家的战略对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否比较广泛地交换意见，能够互相学习，一起去解决一些问题。
    南方周末：你刚才谈到德国方面的经验，中国学者也非常重视德国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经验。不知大使有没有考虑过给中国学者提供更多便利，帮助他们了解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施明贤：对社会发展这个议题加强学术交流是很好的办法。
    在公民社会这个框架下讨论这些问题，能够非常广泛地进行这方面的计划。
    因为如果要评价能否把其他国家经验纳入自己国家的现实，需要很多专家来研究，如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都需要研究，需要深入分析在上世纪90年代和19和20世纪，欧洲这些领域的情况。这些研究之后，才能够决定中国的现代情况和欧洲当时情况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样的共同点。只有这样，才能够考虑是否需要借鉴一些经验和模式。
    要重申的是，对德国来说，把法治国家原则，民主原则和社会福利原则纳入到宪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值得学者研究。 

    （王春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