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8月19日上午，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举办“回顾与展望”——《花城》编者与作者恳谈会，韩少功出席。他与《花城》缘分颇深，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修改过程》就是在《花城》杂志2018年第6期首发，并获得了第七届“花城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修改过程》讲述了东麓山脚下，关于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的故事，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面对改革开放前后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开创了各自不同的人生。

面对长达40多年的跨度，年轻一代读者的反馈“还算正面”，韩少功给了这样一个答案。“我以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模式可以复制和照搬。但了解一下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可多一些借鉴。”

如何看待年青一代的文学氛围？如何培养年轻的作者？大家意见纷呈。韩少功提到现在中国有96%的识字率，文字产品的市场非常大，要用更加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读者们多样化的需求，给予充分的理解，给予实验空间。

过去我们了解世界可能是通过文学，但在发达的信息手段和庞大的信息量面前，文学已经不再承载了解世界的功能。“(读者)进入文学，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有别于其他新闻的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了解、思考的问题。”韩少功认为，文学需要有新的时代任务。

湖南省岳阳市作协副主席舒文治也出席了此次恳谈会，他们将商量今年在汨罗主办一个中外诗人作家采风交流活动，还要举办中国汨罗江国际诗歌艺术周等系列文化活动。

19年前，韩少功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的职务，和妻子一起到汨罗居住。大部分时间，他们就住在汨罗。韩少功当知青的时候，曾在湖南汨罗呆了10年。“这里有青春记忆，对我来说有大自然、老朋友、农友，这些都是生活。”

韩少功获得第七届“花城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花城》秉持了改革开放的精神

南都：《修改过程》在《花城》杂志2018年第6期首发，你与《花城》还有怎样的缘分？

韩少功：上个世纪80年代初，《花城》杂志开笔会，邀请了一些作家参观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来了王蒙、杨沫、叶蔚林、莫应丰等，我30岁左右，小后生，也在其中。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经济特区的轰轰烈烈，见识市场经济。比如换汇的牌价天天变；比如私商扛着编织袋到处倒货；比如官员可以不讲官话，开口都是务实的数据。

南都：在你看来《花城》承载了怎样的广东文学精神？

韩少功：《花城》最大的特点，就是秉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勇于探索，海纳百川，总是成为文学的试验田和突破点。很多创新性的甚至有争议的作品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就是证明。

我最感谢杂志社的是，90年代我的《马桥词典》被指控为“抄袭”“照搬”国外一本《哈扎尔辞典》一事。当时很多人没看书，跟着义愤，闹成舆论风波。是《花城》应我请求，临时调整版面，全文刊发《哈扎尔辞典》，让读者有一个比较和明辩的机会。据说抹黑者当时倒是急了，打电话来纠缠和阻止。可见那是澄清事实保护作家关键的一环。

南都：南国书香节活动始于1993年，你如何看待书香节在广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什么建议吗？

韩少功：眼下各地都在做类似的读书活动，嘉宾不够用，新书赶不上，一些老面孔的人和图书转来转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不求多，求精、求特色，主要面对青少年。也许今后可分一些专题，读经典的、读消遣的、读科普的、读童书的……展区和活动都化整为零，放到大学和中学去。挑一些有条件的学校，让它们轮流当承办方，放开思路，不拘形式，做出各自的特色和针对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南都：《修改过程》推出后在年青一代读者中反响如何？77级的故事如何继续影响年青一代的读者？

韩少功：这本书在年轻读者中的普遍反应还算正面。“上一辈的青春经历是这样啊？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啊？……”他们向我提出过不少问题，有讨论的兴趣。

我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模式可以复制和照搬。但了解一下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可多一些借鉴。

南都：根据你的观察，90后、00后的特质是什么？

韩少功：市场化时代必然助长个人主义。但一根筋的个人主义也是会危害个人的，包括缺失亲善之情，无缘合作之利，增加成功、安全、快乐的成本……看过非洲角马大迁徙的故事吗？有组织、有纪律、能互助的角马群体，总是比散乱独行的伤亡率要低得多。人类的故事当然应该比这更高级一点。

事实上，情义、团结、责任感、天下关怀，也都是有效率意义的，也都是“利益”所在。一部分年轻人可能还得补上这一课。《修改过程》不过是几个“77级”用经历给自己补课的故事，仅供参考。

我帮助周边三个村修路架桥

南都：你在乡下居住了近20年，帮助乡民做了不少事情，让你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件事？

韩少功：那是一个贫困的山区乡。我帮助周边三个村修路架桥，基本实现组组通路，路面硬化。有一个老队长一高兴，就像我在《山南水北》里写的，要我挑一块最好的坟地，死后就埋在他们那里。这种福利待遇，不是每个外来客人都有的吧？

至于今后有哪些感受会陆续写入文学，实话说，我也不知道，只能以后想到哪里算哪里。

南都：你的一些乡村乡土作品不少被翻译在海外发行，未来你认为要如何继续讲好中国的乡土故事？

韩少功：在工业化以前，没有供电、供水、供气、电话、公交等，城镇又脏又乱，优越性并不明显，所以富人倒是喜欢住乡下，成为“乡绅”制度的一大前提。待乡村也进入现代化，享受了工业化红利，发达国家又出现“逆城市化”，富人又往郊区和乡下跑，把夜晚的城区留给蓝领和黑领。

中国压缩了人家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史，但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城乡互动也是一部大戏，是几代人悲欣交集的故事，确是一片文学富矿。我说过，写好这一故事，上要接天，下要接地，才能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骨。“接天”就是要有历史的大眼界，有足够的学识修养。“接地”，就是要从底层和民众出发，不跟风，不趋时，句句是真情实感。

韩少功

1953年1月生于湖南省。1968年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2)；《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等职。主要文学作品有《韩少功作品系列》(1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报告政府》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等，长篇散文《山南水北》《暗示》等。另有理论专著《革命后记》、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惶然录》等。曾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奖，作品有30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