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孤本、善本对我们来说过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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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述卓——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兼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记者见到蒋述卓时，他正忙着在电脑上回复一封邮件。每天清晨，蒋述卓都会早早返校，来到这间十来平米的办公室开始工作。

没有预想中的书盈四壁。这间狭长的办公室，窗明几净，光线充足，书柜占满一面墙，大多数书被整整齐齐地安放其中。从哲学、美学到文化产业研究，从小说、宗教到电影，种类不胜枚举，可见蒋述卓的视野之宽。

对于学者来说，有个宽大整洁的书房，是略显奢侈的想象，读书人往往只顾着读书，而无更多时间对书加以整理，“我看过陈平原和夏晓虹那一期，读书人都是这样的。”蒋述卓对记者说：“只要自己知道什么书放在哪里，就好了，随手能够拿到自己需要的书。这就是我理想的书房。”

蒋述卓是广西人，1977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本科和硕士毕业后，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士，毕业后来到暨南大学任教。至今已在广州教书育人三十余年。

蒋述卓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他仍坚持认为，著书立说与业余写作并行，学术与普及不可偏废，学者除了要有学术上的产出，还要适时地做点普及教育。2008年，蒋述卓出版了一本普及性的小书《诗词小札》，他端起这本书向记者说道：“学者的专著，往往要么只有同行在读，要么被置诸高阁。写一本普及书走近万千读者，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诗词小札》的书名致敬刘斯奋的父亲——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在写作计划中，他还要写一本当代流行歌词的文化评价，余下时间写写散文。蒋述卓说：“要有多套笔墨书写自己的人生。”

访谈

学者藏书重在积累

南都：这间书房里一整面墙几乎都是学术类的著作，家里的藏书和办公室有刻意区分吗？

蒋述卓：家里的书房主要是以前我做研究留下的书籍。比如我早年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那里就包括一些佛经、佛教历史、佛教哲学文化的书，还有一些古代文论，这是我原来研究的范围。

近二十年，我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藏书也就不一样了。这间书房主要是文化研究类的，哲学、美学方面的著作，再有就是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诗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占得比较多。

基本上来说，我的书到处都是，家里放不下的，只好在学校的办公室再放一些，在评论基地的资料室里，还有我这么一大堆书。等到我荣休的时候，我可能把这些书送给资料室，留给青年学者看，只留下一些自己可以研究的书就行啦。

南都：在你的书架上，夏志清、王德威、张翎、严歌苓……这些海外华文写作者的名字出现的次数也比较多。

蒋述卓：学者的书都是跟着研究领域转移的，所以你能看到的，摆在面上的，随手能拿到的书，都跟我当下的写作领域相关。而以前的研究领域，过去的书可能就放起来，藏在那儿了，可能好久都不会看，只是很偶尔会找。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做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的研究。2018年我拿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叫做“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研究海外的华文学者，他们怎么样把中国文艺理论传播到西方，又怎么样把西方的文艺理论结合中国的文艺理论，把它反馈到中国来。这就包括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像夏志清、王德威、刘禾、张英进、孙康宜等等这些人是我未来五年要重点去专门研究的范围。在我的书房里，这些学者的著作比较多。

同时，海外华文作家也是我现在的研究对象。在东西方文化和跨文化的背景下，海外的华文作家同样用华文写作，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现在这样的成绩，他们如何将故国的经验、本土的经验，上升到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书写当中，对文学本质进一步加以一种把握？比如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作品，她们都有这样的特质。比如像诺奖作家奈保尔，他是印度裔的英籍作家，作品兼具英国和印度的经验，作为一种杂糅的文学经验，这种文学我认为它更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品味。海外华文作家们实际上具备了这种条件和环境，他们具备了这样的国际视野，眼光比较开阔，我们的文学就应该瞄准一种国际性的文学品位。

南都：作为学者的藏书，和社会上或民间的藏书家会有何不同？

蒋述卓：学者的读书或藏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大多数和自己的研究领域紧密联系，所以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阅读范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藏书种类。

同时，学者跟社会上或者是民间一些藏书家不一样。藏书人讲究的是孤本、善本、珍本，对我们来说，这些对我们都是过于奢侈。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读书，来藏书。

南都：你早年做古代文论研究，这方面的书有哪些你比较得意的收藏？

蒋述卓：那这个倒是有的，原来我们研究古代文论，主要是从“二十四史”和一些文集里面去收集，会去找一些好的本子，我搜集了一些，比如说古代的小说，明清时候的版本，如能够找到的都尽量去找。做古代文论研究还涉及到佛教文论，我曾经专门去收集过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教的经论，这个是我最得意的收藏，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本子。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佛经的翻译，它怎么被翻译过去的，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了古代的翻译理论和古代的文艺理论。

南都：你个人的阅读也是跟着研究领域转移的吗？还是说会关注学术阅读之外的读物？

蒋述卓：我认为读书是没有止境，也是没有限制的。我的学术历程是从古代文论开始，进入到宗教文化，到“文化诗学”，再到当代文化产业的研究。这方面需要我读的书比较杂，各种领域、各种范围都要涉猎。所以在学术上我也主张跨学科的方法。前几年我出过一本书叫《跨学科视域中的比较文学》。如果说没有过去的哲学、文化、文艺理论，古代文论的基础，现在来做文化产业研究是不可能的，应该说也是不够的。

多套笔墨书写人生

南都：有没有设想过，一间理想中的书房是什么样的？

蒋述卓：我当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宽敞的书房，除了放书以外，还能有一个写字的地方。我喜欢书法，看书看累了，还能到旁边再去练练书法，这么说的话，至少要个四十平米吧，或者五十平米那是最好的。可是现在的居住条件达不到，那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啦。我理想的书房就是：尽管显得乱，但是我知道哪些书放在哪里，随手能找到自己想看的书。

要建立一个私人图书馆，这个条件恐怕达不到，学者家里的书，不可能像图书馆一样，按照分类摆得整整齐齐。那个并不是我们读书人所能够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平常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加以整理，只要自己知道哪些书放在哪儿就行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希望家里人给我收拾书，因为一收拾书，以后我都找不到了。

我看过陈平原和夏晓虹那一期视频，他们家也是到处摆的都是书，对吧。我们读书人都这样的。你看我这些杂志，全国各地寄来的一大堆，不可能再去整理了，所以理想的书房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书在哪里，随手能够拿到自己想看的书，这样就可以啦。

南都：有没有谁的书房，你是一直想去参观的？

蒋述卓：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比如说，我就想看看作家们的藏书是怎么样的，比如像很多作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所写出来的小说却有着丰富的阅读量，想必他们的读书也是很杂的。我就要看看王蒙他家里藏的是什么书，看看这些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比如说刘醒龙、阿来、梁晓声……他们读的书是怎么样的。

如果要看学者的书房，有一个我很想看的，就是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在在澳门大学当教授，这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学者。杨义先生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广阔的，他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起步，进入到中国古典文学，他写的李白和杜甫的评传，《李杜诗学》，七八十万字很厚重的，后来又写到了先秦的“诸子还原”，他几乎一两年就出一部学术著作。他去澳门十年，出了差不多十部书，从这里我就知道，他的生活里除了读书写作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享受，甚至于旅游都很少。他到了国外基本上就是泡在图书馆。这位学者是把一生都献给了学术，我觉得他的书房也是我很想看的。

南都：做研究之外，你最近还在忙些什么呢？

蒋述卓：最近这几年我自己写了些散文，大约计划在明年还要出一个散文集，叫《生命是一部书》，是自己的另外的一套笔墨。我经常说，要有多套笔墨书写自己的人生。除了做学术研究以外，你还得做普及，你还得去搞搞创作。以前我也写过小说，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写。对于我来说，我还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散文的创作，去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