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大侠精神:怀念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性格中有很坚硬的内核,他在浙江大学指导博士生以及自己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不服输的性格使然。如此特立独行,笑傲江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童心未泯,乃另一种大侠精神的精彩呈现。

责任编辑:刘小磊

金庸先生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金庸先生性格中有很坚硬的内核,他在浙江大学指导博士生以及自己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不服输的性格使然。如此特立独行,笑傲江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童心未泯,乃另一种大侠精神的精彩呈现。

金庸先生去世那天(2018年10月30日),我先后接受了十家媒体的电话采访。除了变着法子说好话,我再三强调,本人只是金庸小说的读者,最多算半个研究者,与查先生并无深交。刚好此前不久北大出版社推出《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版,其中有几篇谈金庸的长文短札,各媒体于是自由摘编。

其实,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就找我做专访,那时风传金庸先生病危,央视需预做准备。2016年7月在香港参加“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奖”颁奖礼,顺便为那时正筹备的香港文化博物馆内的金庸馆接受专访。最近又有凤凰大视野的五集纪录片《金庸和他的江湖》的访谈。可我越说越心虚,因实在没有什么新见解,最多只是改良版——包括今天的发言也是如此。(编者注:此文系作者2019年10月26日在“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千古文人侠客梦

从1990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托知己;二是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气象可以,细察日常则不必。当年我谈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游侠想象,就从侠客为何不涉钱财说起——只有脱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的羁绊,大侠才可能进入那个虚拟的替天行道、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

1991年,我完成了《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主要讨论游侠想象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意义。那本书是我所有著作里接受面最广的,不时会冒出你绝对想象不到的读者。谈“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几年前,我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

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

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已经“太平盛世”了,也都有“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为金庸小说一辩

1990年秋冬,我在北大讲有关游侠想象的专题课,纵论古今,学生们觉得很正常。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以及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反对者直指北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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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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