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是天堂的入场券 | 对话韩少功

“如果要求文学对人心百病包治，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们。哲学能做到吗？史学、法学、经济学能做到吗？都不能。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效应，充其量是我们能够一次次阻止人间变得更坏，但没法手到病除，小说和诗更不是天堂的入场券”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关于翻译：买爆了的“禁书”

人物周刊：当时怎么会去翻译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韩少功：都是很偶然的机缘。最开始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公共外语是很糟糕的，那时候我已经当爸爸了，家务事不少，自己又喜欢创作，耽误很多时间，有些副课就没往心上去。英语当时是副课，成绩很一般，只是过关而已。大学毕业以后，我觉得创作也不一定是一辈子的饭碗，写不出来怎么办？说不定还得改行干别的，去当老师、当编辑，有一门外语，就会有一个工作上的方便。所以我又回头去我母校的外语系旁听。因为偶然的机缘，把我派到武汉大学进修，本来有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项目，后来没去成，但因此补了补英语。

当时美国邀请我去访问，路过北京，美国大使夫人请我吃饭，她是一个华裔，也是作家，她就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推荐给我。当时那本书在东欧还是禁书，捷克也不例外，只是法文版、英文版已经出版了。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没事干，就读这本书。

人物周刊：当时读出好来了吗？

韩少功：对比中国的“伤痕文学”，昆德拉有过人之处。“伤痕文学”还是流于简单了，太政治化，太脸谱化了，都是好人/坏人那种简单套路。放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昆德拉要高明一些，他在政治上能够生长出一些哲学思考，他对东欧的极权政治有批判，对西方的政体政客也嘲讽，有超越冷战政治的一面。我想让我的中国同行至少有所借鉴。但你知道，当时昆德拉名气太小，中国没人知道他，好几个出版社都退稿了。后来找到作家出版社，他们颇费了点功夫，最后把它定为内部出版物，所以当时的书角上有“内部出版”四个字。

当时每个新华书店都有一个特别的部门、一个角落，或者是一个展区，专卖内部出版物，很多苏联的书、西方读物，“文革”中的黄皮书、灰皮书，也曾经在那里卖。照理说昆德拉这本书也应该放在那里卖，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下面的风气也松动了，一看这本书卖得好，就拿出来卖。当时卖到了疯狂的地步，号称北京很多大学生人手一册，后来足足加印了二十多次。

人物周刊：昆德拉当时在中国的名气并不大，这个自发的阅读热潮是怎么形成的？

韩少功：他刚好跟我们有一个共振的点，因为中国在改革，他们也在改革。虽然书中批评的是苏联，但其中的内容给我们很多启发。这本书当时没有任何宣传，就靠着读者的口耳相传。书中关于性的内容肯定也是一个刺激的点，虽然它并不怎么黄色，没有黄色描写，但是主人公在性方面算是另类吧，自称是一个“集邮爱好者”。

人物周刊：王小波经常在他的小说里引用托马斯的名言：take off your cloth. 当年肯定也是这本书的忠实粉丝。

韩少功：托马斯说，“集邮爱好者”是一种美学态度，他认为这与他对妻子的忠贞毫无矛盾。这种观念对当时的中国人冲击肯定很大，那些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人没准儿也是冲着这个来买书的。90年代以后，好莱坞把这本书拍成电影《布拉格之恋》，删掉了原作中超越冷战政治的那部分内容，大概是昆德拉本人的某种妥协。这部电影在内地没有公映，但很多人还是能通过影碟看到，在青年中间大概又形成了再一次的推销。

人物周刊：90年代市面上还是你翻译的版本吗？

韩少功：有盗版。正版书后来换成了许均先生翻译的，是从法语转译的。至今还没有捷语版的直接翻译。昆德拉曾经不太高兴，给我写过信，问我版税这件事。当时因为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对昆德拉来说，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损失太大了。当然出版社领导表态，说是欢迎昆德拉先生到中国来，我们全程接待，他爱怎么玩怎么玩，爱住多久住多久，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偿他在版税上的损失，当时我们也没有外汇，也无法给他付钱。但是昆德拉还是不理解。我向他解释，当时我的一些书在法国、意大利出版，也碰到对方不给钱的事。这就是当时的国情。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后，昆德拉才正式同中国的出版社签约。

人物周刊：翻译昆德拉的时候，语言上感觉到难度吗？

韩少功：还好。昆德拉其实是一个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