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刚：中国最重要的工艺美术其实是丝绸

宋承翰 摄

尚刚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家，1952年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古物新知》《天工开物》《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极简中国工艺美术史》等。

尚刚教授给学生上完课回来，首先坐到书桌前静静地抽一支烟。他身材高大，形容儒雅，言谈似低吟，在清华学子的印象里“有前辈学人遗风”。书桌上和书橱里分别放着恩师田自秉和父亲尚爱松的相片，年深日久，依然笑貌如新，昭示着一脉深厚的学术传承。

尚刚1952年出生于北京的书香世家。父亲尚爱松“有学术，善言谈，美仪容，儒雅平和”，是老一辈杰出的美术史学者。尚刚青年时经历上山下乡，后追随父亲的脚步，又经田自秉等老师点拨，步入工艺美术史学术研究的堂奥。他早已著作等身：《唐代工艺美术史》《元代工艺美术史》《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等专著在学界影响深远。2019年由活字文化策划出版的《给孩子的国宝》，是他第一部写给孩子的工艺美术史著作。

“工艺美术的主体是日用品，其次才是欣赏品。不过，在日用和欣赏之间，从来没有清晰的界线。”“工艺美术的创作就像戴着镣铐跳舞，实用束缚了庸人，也玉成了巧匠。巧匠的姓名虽然大多失传，但无数作品都是纪念他们智慧和才华的丰碑。”

他说话的时候，镜片背后闪烁着机警。而他的文字相对于枯索的学术文章，显得更加灵动典丽。譬如《给孩子的国宝》一书里的“织绣编”，从马王堆素纱单衣说起，写到联珠纹与宝相花锦，清雅的宋代纱罗，精美的满池娇纹刺绣，再到紧密厚重的元锦，优雅隽永的顾绣，一路娓娓道来，直是金梭银线，云霞满纸。

有时候又拿今人的审美与古人相比照，透露作者的私心偏爱，十分有趣。譬如“玉石编”里，提到今之“绿色纯净浓艳而又透明的翡翠，售价高昂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随即话锋一转，说玉石温润，引人遐想，而翡翠透明，有“一览无遗”之嫌，是以“君子比德于玉，而不能比德于翠”。

来到尚刚教授的书房，看到书橱中一排排古籍，有正史、政书、笔记、地志，也有汉唐宋元等诗文总集，才知道他的如许学识、如许辞彩从何而来。他告诉南都记者，正史中对于一个朝代整体生活的记载，为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可靠的材料。他自己也正是从读《元史》入手，完成了硕士论文《元代的工艺美术》的写作，厘清了当年学界对于元代工艺美术的普遍误解。

他坐在办公室外的靠背椅上让我们拍照，深灰的套头毛衫，背后是被粉笔晕染的黑板和空荡荡的走廊，一时间显出难以言状的清寂。人们只羡慕象牙塔内的安适，却不知学术原本就是清冷的事业。尚刚说：“只要是研究，只要是工作，就没有乐趣，主要是‘苦’。做学术本身这个过程很痛苦，乐趣是在解决问题以后，但很短暂。”

南都：您自己拥有的书籍大概有几种类型？

尚刚：我自己的书大概有这么几个部分。一个是古籍，现在我们所说的古籍都是那种新出的排印古籍，比如《全宋文》《二十四史》……之类。再一类就是跟考古相关的，比如一些考古报告，还有一些杂志，比如《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再一类就是图录和一些大型的画册，画册著录的主要是一些古代的文物，比如《美术全集》《出土陶瓷全集》，还包括一些展览的图录，现在的大型展览都会印图录。再一类的就是当今的学术研究著作。大致就是这么四类。

南都：日常翻阅最多的是哪些书籍？

尚刚：花费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古籍。

南都：古籍跟您的专业相关度大吗？

尚刚：古籍跟我的专业的相关度特别大，要不然我不会花费这么大气力。因为我们做艺术史，材料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物，一部分是文献。实物这方面倚仗的主要是考古发掘的资料，因为它们来历比较可靠、时代相对明确，可以用于学术研究。再有一些传世文物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要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之上再去做研究。我们尽管掌握了大量的图像资料，但是这些还不能建设客观的艺术史。因为现在保存下来的东西只是古代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保存下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古代的冰山一角。如果做研究，不能只研究现存的实物，还应该关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东西。这些知识从哪里来？可能只能从文献里得到。而且，实物本身是不能说话的。它不能自己解说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意义、自己的来历。这主要靠古籍来证明。

所以，历史文献既是补充现在实物欠缺的唯一的历史来源，而且它也是解说现存实物的唯一的历史根据。做文献，对艺术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做学问也像做人，首先要尊重别人、尊重文献，而后再补足、修正他人研究、文献记载提供的知识，不能专门以挑剔别人、挑剔文献为业。就是说，要做君子之学，不做小人之学。

南都：您现在手里有没有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书籍？

尚刚：我家里有很多父亲留下的藏书。父亲的学术不仅包含了美术史、绘画史，他还做思想史和文学史。所以家里很多书跟思想史、文学史有关系。纪念意义，我现在想到的就这一种。我父亲的恩师是著名的学者徐旭生，1927年，中国学者和瑞典的斯文·赫定博士等合作，组成了中国西北考察团，徐旭生先生是考察团的中方团长。考察之后，他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这个日记的第一版我还有。这部书三册，是比较珍贵的。我不是说价钱珍贵。因为家里还有少量古籍，说起来比它贵多了。但我父亲对他的老师感情很深，这个书又是第一版，印数很少，是对我父亲有纪念意义的。

对我来说，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就是《元史》。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元代的工艺美术，起因就是我读了《元史》。因为在读《元史》的同时，我还系统地读了当年的《文物》《考古》杂志。我知道了当年的人对元代的工艺美术是怎么认识的。我发现《元史》里关于工艺美术的史料特别多，而它的很多记载跟学者的议论是有出入的，不少评价甚至是相反的。这让我决意以元代工艺美术为硕士论文选题。读这本书也决定了我以后的学术路数：一个是注重实物史料的搜集，再一个对古代文献格外重视。古代文献中有一些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正史，因为它系统地记录前一个朝代的整体情况。这个在我看来是基本的史料。当然还存在其他的基本史料，只不过《元史》是我最早读的。这部书我读过几遍，伴随自己的成长，每次都有新收获。

南都：您刚才说《元史》的记载和当时对工艺美术的议论有出入，这个出入的地方在哪里？

尚刚：应该说，当年的艺术史学者还没有人系统地读过史料。比如说丝绸。丝绸的出土量很小，也很难保存，但它又非常重要。如果仅凭实物的话，是得不到这个认识的。但文献记录了古代丝绸的生产规模很大，工艺精湛、产量很高。以前我们做工艺美术的时候，总是把陶瓷放在最前面，好像它最重要。我做工艺美术是按照重要性来排的，丝绸被我放在最前面。这只是一个例子。

从俄罗斯带回来一百公斤以上的书

南都：您年轻时候在北京有哪些比较喜欢去的买书和淘书的地方？

尚刚：小时候，父亲倒是常带我去琉璃厂。但是当年我对琉璃厂毫无好感，那些书我也看不懂，我只是忍耐着去陪父亲。在我自己大量买书的时候，一个是去琉璃厂，再一个是去北京每年一次的书市。在琉璃厂，主要是买古籍，在书市，主要是买图录，我去得比较多的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

南都：1986-1987年您去莫斯科留学，有没有从当地买一些原版书回来？

尚刚：买了不少。当时我买了得有一百公斤以上的书。回来的时候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当时从莫斯科到北京，得有六夜五天。去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化纤材料的箱子，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纸箱子。那时，苏联纺织品质量差，我把能卖的衣服都卖了，再不让我回国，我就得冻死在莫斯科，用换来的钱补充买书资金。买来的书都是和艺术有关的，很大部分是关于中亚的考古和艺术史的书。还有少量的大型艺术史，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一套。还有一本《粟特银器》，这书最近被翻译成中文了。这书出版时，前面是俄文，后面是英文，俄文是全文，英文是节本，现在出的中文版是照英文翻的。其实这本书我在留学的时候翻译过，前些年有出版社要，我没给。目前《粟特银器》的原版书可能国内就这一本，是1971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的，作者是马尔沙克。现在马尔沙克被有些中国学者捧为中亚考古学之父，但中亚考古学的肇始比他早得多，他只是非常有成就。

孩子只是目标读者的一部分

南都：您以前也出过很多关于工艺美术的专著，这本书的写法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尚刚：专著的语言需要简洁明了，我是希望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这本书显然不能这么写。专著是给大人写的，给内行写的。《给孩子的国宝》是给孩子写的，希望能写得更加口语化一点，让读者看得更明白一点。说是写给孩子的，但孩子只是我的目标读者的一部分，还有一般的成人爱好者。这两类人加起来是我的目标读者。

写法上呢，我以前都按时序写，没有这么分门类写过，这次我是陶瓷、金属、玉石、织绣、漆木、其他，分门类写的。当然现在的门类排列改变了我的初衷，本来丝绸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如果写古代，就应该按照在当年的重要性依次去写各个门类，而不是按照今天的关注去写。但是最初的编辑一再劝说把陶瓷放在第一位，其实我特别不情愿。这书主要是按照小专题写的。每一篇的文字是2000字左右，一共是三十几个小专题，插图不到200幅。

南都：书里很多文物还是普通观众在博物馆能够看到的。您在序言里也说到，古代的工艺美术和艺术不一样，它同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是书里重点介绍的主要是特别精彩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尚刚：因为工艺美术品虽然包含着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物品，可是一旦进入艺术史，只能选择精品。精品往往和上层人物相关，无法直接反映普通民众的全部取向。尽管如此，社会的审美取向还是由上层人物引领的，在材料和工艺上，古代作品虽然有粗和精的区别，但时代的艺术追求还是大体趋同的。再者说，要是主要以老百姓用的瓶瓶罐罐做插图，也不好看，更显示不出“国宝”的意味。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