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 ——SARS幸存者的生命相簿
SARS让许多人的命运急速变道、落差甚至戛然而止。十年后，逝者已逝，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艰难地，尝试和生命中如影随形的痛苦一起活着。我们探访了五位SARS幸存者家庭，以他们的沉静肖像和生命空间里无声的细节，来诉说他们的十年。
责任编辑：李楠 冯飞
时间总是以它特别的方式雕刻着生命。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让许多人的命运急速变道、落差甚至戛然而止。
SARS十年后，南方周末探访了五位SARS幸存者家庭，以他们的沉静肖像和生命空间里无声的细节，来诉说他们的十年。逝者已逝，所有的记忆虽然停摆却并未荒芜；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艰难地，尝试和生命中如影随形的痛苦一起活着；而活着，是希望：即使伤痕累累、难以愈合的生命，也依然渴望着尊严、价值和爱。时光不会停止，生命还将继续，照片无声，斯人沉默，病人期待着痊愈。
我们今日的缅怀与记录，是为了昨日之痛不可忘怀，也是为了给明天的我们，留下今天真实的回答。
2013年3月28日北京小汤山镇，小汤山SARS医院旧址已经拆除，仅剩下几栋残破的临时房屋和一片荒地。 （张涛/图）
方渤，61岁，曾经的职业是厨师。2003年，他家9人感染SARS，2人去世。他患有多发性骨坏死等16种病，严重抑郁，情绪不稳定。2013年是 “SARS十周年”，从年初到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文件夹里塞满了记者的名片。如何让自己的余生能过得更有保障，更有尊严，是目前方渤和其他幸存者最关心的问题。 （张涛/图）
2003年5月，方渤在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北京一家报纸，表示如果自己没有挺过去，愿意在死后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北京市红十字会给他颁发的证书现在还摆在客厅的橱窗里。
方渤的妻子在2003年去世。每年的春节、清明和中秋节是方渤最怕面对的日子。方渤的女友小程在今年年初来到方渤家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座老爷爷老奶奶的摆件是方渤的女儿买的，他很喜欢，一直摆在橱窗的显眼位置，已经十多年了。“谁不希望白头到老啊。”方渤说。
张文荣，61岁，曾任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处技术员，高级工程师。2003年4月10日，张文荣的父亲去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病，感染SARS，4月16日去世。第二天，照顾父亲的张文荣和她的哥哥、姐姐都因感染SARS被隔离，张文荣的丈夫独自料理了老人的后事，每次说起这段往事她都忍不住掉眼泪。 张文荣2003年6月1日出院。
身高170cm的张文荣喜欢运动，羽毛球、篮球都是她的强项。她也喜欢到处去玩，2002年，她还和爱人一起去了泰国，合影一直摆在客厅里。第二年遭遇SARS之后，她再也没有条件出行了。如今出家门都要拄拐杖、贴膏药，经常要吃止痛药。
张文荣现在身上的病有十几种，老伴儿揽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我们所有的退休金都用来看病了，要是看病没那么多花费，我们现在肯定很幸福。”尽管如此，张文荣还是将家里布置得尽量漂亮，连电灯开关上都衬了精致的绣垫。
武震，37岁，曾是北京花乡医院的内科医生，2003年4月她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感染SARS，4月10日开始隔离治疗，6月1日出院。2010年5月她接受了左髋关节置换手术，2013年3月，又接受了右髋关节置换手术，她用了进口的材料，一次手术下来花销要6万元左右。
在武震病床对面的墙上，挂着她最喜爱的明星钟汉良的照片，窗台上的花开得正艳。她的病床边上，还贴着自己平时看书时候摘抄的句子。武震最喜欢尼采的两句话：“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武震的床头贴着她的小外甥女为她画的画，画上用拼音写着：“姨妈，我希望你的腿赶快好。”她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自己能成家，生个孩子。SARS之后，她失去了自己的男朋友。武震目前长期在小汤山医院治疗，这里住院部二层收治着一些当年因公感染SARS并患有后遗症的医护人员，政府出台规定，因公感染的患者享受工伤待遇，对于无法继续工作的人，单位要给予同岗位同职级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
荆德申，57岁，曾是某市政公司项目经理。爱人李连香，56岁，退休后在市场里卖画。2003年4月11日，荆德申因感冒低烧到天坛医院治疗，其间妻子去陪护，二人均感染SARS。荆德申很怕回想起2003年住院的那段日子。“医院呼叫器的音乐是梁祝永别的那段，感觉特别凄凉。我本来特别喜欢听那个曲子，但从那以后，我好几年不敢听。”他苦笑着说。住院经历还给他带来很多其他心理障碍：看见穿白大褂的心里就哆嗦，看见白车心里也哆嗦，5年不敢上医院。他说：“我们现在着急，SARS再来了怎么办？通过这件事有没有做出一套真正完整的应急措施？付出的成本这么大，不能白费。”
泡茶、喝茶是老荆的一大爱好，家里收藏了很多茶壶，如今夫妇二人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泡茶，没有茶就觉得缺了点什么。“我特别希望开个小茶社，把同龄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喝喝茶，一起聊一聊。但现在没有经济能力了。”老荆坦言，“我们俩本来想等退休之后，买一个小面包车，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路线都设计好了，拿着相机，再写写东西，但根本没法实现。
老荆的客厅里摆着电子管胆机音响，他用它听听音乐，听听戏。妻子李连香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她尽量使两人生活得规律，家里也收拾得很整洁。家里的小收音机是她的宝贝，每天早晨收听100.6兆赫直到中午读报结束。因为住在五层，没有电梯，上下楼很不方便，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每次下楼都列个清单，把要买的东西都一次性买好。
杨志霞，54岁，北京人，曾是北京燕莎商城的仓库管理员。2003年4月5日，杨家人陪父亲去东直门医院看病，4月10日开始，家人陆续出现发烧症状，4月17日杨家9人住院隔离，最终4人去世。随着年龄增长，加上负面情绪的影响，杨志霞的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2013年年初的一份诊断书上，她的病症多达16种。杨志霞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政策，减少自己的后顾之忧。
2003年4月，当家人陆续出现发烧症状后，杨志霞一家再次带着父母去了医院。周围都是相处了四十多年的老街坊，杨家出门都没有锁门的习惯。“那天真的预感特别不好，我们一起在家里吃了饭。那是我们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然后把卧室的门锁好，钥匙挂在这里，外屋的门没锁，就走了，结果再也没回来。”杨志霞回忆。
杨家住在东四十条胡同15号院，以前每逢春节，一大家会聚在一起。杨母带着两个儿媳妇一个女儿，里屋摆一桌麻将，杨爸则和两个儿子一个姑爷在外屋凑一桌麻将，孙子、孙女、外孙，仨孩子一起玩儿。周围的街坊邻居也和杨家关系非常要好，杨志霞的母亲曾是特级美发师，退休后在家里开了理发店，周围的老人孩子来理发都不要钱。SARS期间，这个院子成了北京第一个因SARS 而被隔离的四合院，整个街道有97例SARS患者。
网络编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