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在北京 性如孩童笔如刀

（导读）瑞典文学院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评价，“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这种观察，贯穿于所有的小说，下笔如刀。
他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追捧，却并不领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特地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他离席而去，在西单签名义卖的现场，因为人多混乱，他扬长而去，到旁边的店里喝起了咖啡，在这些时候，他的性情率真如孩童。



东西方的结合体
在伊斯坦布尔的书桌上写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帕慕克终日游走在东西方之间。他的小说里既有土耳其的市井小镇，也有法兰克福的移民风景，那些书中的角色来源于不同国家的真实的人群 ，帕慕克也和他们成为现实的朋友。他在面对“你的内心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样的追问时说：“我其实反对这种分类方法，我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人，也非纯粹的西方人，我是土耳其人，是它们幸福的结合体。只有政治会把它们分割。”

19世纪曾经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西方打败，土耳其出现了一批所谓的“青年土耳其”人，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来它的追随者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很多非西方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西化过程。
瑞典文学院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东西方的冲突是帕慕克一直在思考和在写作中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土耳其谈论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土耳其与欧洲含糊其辞的关系的时候，耻辱总是悄悄潜入。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和挫败感。这些虚弱的情感很容易成为无法控制的火焰。我试图把耻辱看作一个低语的秘密，分享秘密就会带来解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你用土耳其语写作，那么你是仅为土耳其人写作还是兼顾经由你的译作而影响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面对记者如此的诘问，帕慕克自嘲道：“如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实可信的，就必须回答‘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

“你为谁写作”是帕慕克被提问到最多的问题，此次来华期间的演讲中，帕慕克专门就这个问题在北大做了一场演讲。三十年前，文学在土耳其普遍化的市侩观点里是一个被轻视的概念，当一名作家，可能面临着难以养活自己的困境，当时一心写作的帕慕克，甚至得不到亲朋好友的任何支持或信任。三十年后，帕慕克已是闻名全球的小说艺术家，反而更经常听到“你为谁写作”这一“既不诚实又没有人情味”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对着全世界的读者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帕慕克说他的写作是为所爱的人写作、为自己写作、为世界上那些少数读懂他作品的理想读者写作。“所有的小说家，无论他是本土的，还是国际的，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首先想象着他们是存在的，然后为他们动笔。”帕慕克说。

我真正的使命就是写小说
“我真正的使命，或者说促使我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写小说。”帕慕克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度获奖演讲辞中如是说，“小说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一个人退却到一个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我工作非常努力，也有人说我野心很大，但我享受工作，我享受坐在桌边写字的感觉，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个孩子，认真地玩他的玩具，就算是在旅行中，我也总会产生各种写作的想法……”

1952年6月7日，帕慕克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从7岁到21岁，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画家，他大学学的也是与美术有关的建筑学。22岁那年，他突然觉得“脑袋里有一颗螺丝松掉了”——于是他停止了绘画，马上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马拉美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被写进小说而存在的’。毫无疑问，最有资格把世间一切纳入其中的艺术类型就是小说。”帕慕克说。从事写作34年来，他平均每天要在案头写作10个小时。“如果哪一天我的思想停滞，没能写下任何文字，这一天就会变得特别受煎熬。”

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死亡之吻”，获奖之后，有的作家的创作生命就完了，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并没有被改变多少。他说，“获得这个奖项让我很开心，我才不会像莱辛那样一个劲儿地抱怨呢！”

“15天前，我刚写完了自己的一本600页长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已经交给出版社。事实上，拿到诺贝尔奖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尽快把这本书写出来，我要向大家证明，诺贝尔奖金不是退休金，获奖不能让我变得懒惰起来。”

我不在这里会更好
2005年，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出版了《我的名字叫红》，不久便登上了畅销排行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的案头至爱。帕慕克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又连续出版了他的6部小说，都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和文化认可。帕慕克因为《我的名字叫红》让中国读者熟知，帕慕克也承认，在全世界这本书也无疑是最受欢迎的。

“我的作品在不同大洲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帕慕克说，“中国《我的名字叫红》最受欢迎，而在美国是《雪》，在西班牙是《伊斯坦布尔》。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伊斯兰文化和传统。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忧虑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相对而言，非西方国家大多喜欢《我的名字叫红》，我的理解是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往昔吗？这些痛苦的问题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特别的方式回答了，我的书就在于处理这种困境。这些悲剧根源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帕慕克在中国很红，他此次中国之行，受到了各界的热烈追捧。5月23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特地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莫言，张悦然、林建法、陈晓明等人一起出席会议，“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可我觉得很有点怪，这就像是35年前，要是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会有我的作品的研讨会，我会说这是一个神话，我并不会硬逼着我自己去打破这个神话。事实上，要是今天大家发现我不在这里的话，可能会更好。”说完此番话后，帕慕克离座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发现帕慕克情绪化的一面，面对年轻学生关于宗教问题的提问，帕慕克用“太幼稚”这样的词语批评学生，并给之后的提问者也吃了闭门羹。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经常会说这个问题以前经常被问到，就不再详细解释。去逛颐和园的时候，排云殿不对外开放，帕慕克就隔着窗户说了一句“我恨你”。在西单签名义卖的现场，因为人多现场混乱，帕慕克索性去了旁边的咖啡店喝咖啡。

“就像个大孩子！”陪同人员，中国社科院的穆宏燕女士说。偶尔孩子气的帕慕克其实也是特别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5月21日帕慕克第一天来到北京，在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和记者一起起立为四川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帕慕克在京的一个星期内，他在公共场合出席的时候，都在手腕上系着“绿丝带”，表达自己对受难者的哀思与希望， 而他原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签名售书活动全部改为义卖，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资助在京就读的灾区大学生。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他共签卖出包括《我的名字叫红》在内的八种图书共877册，筹得善款23800元。

“我能理解你们的悲伤和团结。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刻，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中。”帕慕克说，“我一直在关注新闻，土耳其人民同样对地震所造成的悲剧感到痛心。”帕慕克曾亲身经历过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 “我的床,离书桌有三码远,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来不及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我后来就想一定要为地震写点什么，写的过程是非常难过的，但后来，我庆幸自己写出了那样的文章。”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别样的色彩》中，他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的，他在文章中写道：“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