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四】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之三）

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面临多重挑战：前三十年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基层对自身利益的表达和要求，以及国外的压力。中国政府处理这些挑战的举措可以概括为寻找“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即通过实现经济增长而赢得人民的认可，这一举措和地方分权构成了中性政府在中国的政治基础

多重挑战
一个中性政府的产生在发展中世界和中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成为一个中性政府？

在政治结构方面，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主的政治组织，但是，它的行动不是没有约束的，而是要面对许多方面的挑战；其二，虽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但内部却有很多分权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必须在地方积极性和国家的整体目标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自主性可以让政府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但是，没有挑战的自主性极容易让政府本身变成一个为自己谋福利的利益集团。在著名著作《国家的兴衰》里，曼瑟·奥尔森指出，稳定的政治环境造就以分利为目的的利益集团，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英国的战后时期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是这个样子。在中国，多方面的挑战给中国政府注入了活力。

第一个挑战是需要面对前三十年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其合法性的质疑。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和工业的国有化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按理，中国共产党从此应该以一种中立的面貌出现，但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反复且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葬送了中国那个时段经济增长的机会。

在农村，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一场规模浩大的饥荒。“大跃进”中建立的人民公社体系，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工分制度，对劳动力的报酬一视同仁，而不考虑其实际贡献。这个体系相当于对能干的人征税来补贴偷懒的人，从而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工资水平很低，但国有部门的职工得到了大量实物性补贴，包括食品、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政府的负担很重。尽管农民本来维持生存就已经比较艰难，但通过“剪刀差”，农村仍然向城市转移了几千亿元的资金。

在这些不利的政策之上，还有在政治领域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任何偏离正统说教的行为——比如在市场上出售农副产品，甚至饲养较多的牲畜——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受到压制。更糟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卷进了一场非理性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以民粹主义的面貌出现——权威被否定、国家机器被砸烂、群众要夺权，但到头来遭殃的却是普通百姓。

经过“文化大革命”，如何重建党的威信，是1970年代末务实派领导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来自中国的基层。在一个偌大的国家里，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