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9.29-10.7）

No.1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南方都市报》，10月3日，作者：张鸣
三鹿事件闹到今天，石家庄市政府终于出面道歉了。

道歉第一条最有意思，害死了若干婴儿、造成上万婴幼儿害病住院，石家庄市政府最大的失误，居然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站在政治的高度上去看问题，那么多患儿的健康和生命，似乎在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之前，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潜台词就是：对不起，领导，事弄大了，造成不好的影响，给领导添麻烦了。

道歉的第二条，倒是坦承他们对事件最终变成国际丑闻的后果估计不足。而且还半吞半吐地承认了自己惯用的危机处理方式，在隐瞒实情的前提下，暗中操作，一面安抚受害者，一面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有无效果另当别论）。潜台词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牢记，防火防盗防记者。

道歉的第三条，则是在开脱。说石家庄市政府处理此事的初衷是好的，谁能说“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不对？“涉及职工、农户众多”，这些人难道不是人民群众，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要考虑？潜台词：尽管惹了这么大的祸，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即使出了错，也没有主观故意。

这样的道歉，凡是需要检讨的时候，改头换面拿出来都行。说白了，基本上不是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的，而是给上级有关部门看的。出了这么大食品安全事件，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所想到的，居然首先是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而人命关天这种做人的起码底线，理所当然被排在次要和附属的地位上。而所表达的歉意，首先是对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和恐惧，至于受害者的生命损失，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中国制造的内在伤害，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排不上。

【推荐理由】如此坚持政治高度，而视人民生命为儿戏，这样的“政治高度”究竟是高，还是低！？这样的道歉，如何让民众体会政府的诚意？本文树立了媒体质询的一个范例。只有经历这样的质询，不管其来自上级，还是民间，公权力才能说得起是“为民所用”。

No.2中国足球良心何在？
新华社，10月2日，作者：马邦杰 李鹏翔
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悍然宣布退出中国超级联赛，狠狠地掴了中国足协一记耳光。

作为中国足球的核心，中国足协的非职业性决定了中国的俱乐部、官员、球员、教练乃至部分媒体等足球从业的人士的职业成色不足。中国足球发生的一切问题，中国足协或多或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武汉俱乐部希望他们退赛能够唤醒中国足球的良心。中国足球的良心何在？不在那些无能昏庸的足协官员那里，不在那些头脑简单、举止粗暴的球员那里，不在那些利欲熏心、惟利是图的俱乐部那里，也不在那些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渔利的无聊媒体那里，而是在那些善良普通的平民百姓那里。

他们对于足球只有奉献，没有索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中国足球的良心。而中国足球过去恰恰丢掉了自己的“良心”，足协掩耳盗铃，在搞政绩足球，一切都为了“出线”；俱乐部自我膨胀，在搞成绩足球，一切为了名次；球员上下其手，在搞金钱足球，一切都为了挣钱……中国足球闭目塞听、黑白颠倒，终成今日之败。

【推荐理由】“掴了中国足协一记耳光”、“无能昏庸的足协官员”、“头脑简单、举止粗暴的球员”……如此直接，没有丝毫隐讳的用语，在中国近几十年的评论性文章中可谓罕见。稀缺的文风，是我们推荐本文的最重要理由。顺便说一句，在所有食民之禄的机构中，也只有在训足协的时候，才能够如此无拘无束、酣畅淋漓。

No.3学生跑步难道也要搞“全国一盘棋”？
《东方早报》，10月6日，作者：邵建
教育部到底是否有权动辄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发出各种各样的号召或指令？教育部的确是国家最高教育当局，但这是行政上的教育当局，它的工作与教育行政有关，因而其指令也应当是在教育行政范畴内。教育行政之外，比如全国中小学生们唱什么歌、跳什么舞，当不在教育部的权限范围内。这本是各地或各校甚至是学生各人的选择自由。这次冬季长跑，教育部是以“通知”的形式下发，形同指令。把全国学生的唱歌、跳舞、跑步都给行政化，这是行政上的自我扩权，它让行政囊括了教育上的一切。这对带有自由本性的教育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

教育，就受教育者而言，是一种权利；就教育行政机构而言，又是一种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教育行政机构的权力为受教育者的权利服务。服务既然是前者的义务，就并不合适主客倒置，不断地、居高临下地对受教育者发布各种行政指令。以这次长跑活动为例，活动几乎牵涉亿万个家庭，征得过这亿万个学生家长的同意吗？或者，考虑过无数学生家长的意见吗？并非每个学生都合适天天跑步，何况要持续半年。在我看来，学生应该有权拒绝这指令性的长跑，如果他或她感到自己不合适的话。

No.4 周正龙妻子有理由上诉吗
红网，10月3日，作者：刘纯银

是不是周正龙一个人干的，只要让周正龙合成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就知道有没有别人参与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可问题是司法部门却没有这样做。当前众多网友支持周正龙妻子上诉，充分说明周正龙案的所谓公开审理并没能解答民众的疑问。

更重要的是，民众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一是连照相机都会拿倒、更谈不上会电脑的周正龙在法庭上坚称：所有行为都是其独自进行的，没有其他人参与。但假虎照存在明显后期技术处理的痕迹，这点周正龙绝对自己做不到，而旬阳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就假虎照要求鉴定有无技术处理。

二是表面公开审理的周正龙案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比如，144个旁听席位中居然有近百名旁听者是专门组织来的旬阳县机关工作人员。更令人费解的是：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就假虎照要求鉴定有无技术处理进行审理，却对申请旁听的记者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难怪“打虎派”的代表人物郝劲松律师直言不讳地表示，周正龙案件影响巨大，但仅仅开庭一次就审理完毕了，而且在休庭半个小时后就出台了判决书，显然太草率，只是想尽快了结此事。他甚至怀疑，周正龙之所以一个人全揽下来，不排除背后有某种交易。

【推荐理由】“审理周正龙”最终演变成了又一只“华南虎”，这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如果说“正龙拍虎”只是把行政权力拖下了水，证明了一些官员的自大、愚蠢和不负责任，那么现在司法系统“正义的捍卫者”形象也将不可避免地被质疑声所解构。一个农民把两大国家权力送上这样的尴尬境地，周正龙应该可以感到“自豪”。

■回马一枪

黄金周统计数据缘何相互抵牾
中国网，10月5日，作者：舒圣祥
10月3日同时见报了两条黄金周统计数据：交通运输部统计，黄金周前四天，全国道路、水路客运量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2.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假日办也发布了黄金周第4号旅游信息通报，截至2日18时，全国纳入监测的119个直报景区共接待游客404.8万人次，同比增长33.42%。

交通部门说黄金周客运量增幅较去年有所下降；假日部门又说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大增三成。面对这样两份相互抵牾的统计数据，我们想问：景区大增的那些旅客，究竟都是怎么过去的呢？

具体而言，交通部的数据“证实”了假日改革的积极成效，因为交通部把“小长假有效分流了客流”作为主要原因；而假日办的数据又可以作为进一步取消“十一”长假的“有力证据”，因为盈利情况良好——看似矛盾的统计数据，在证明效果上却能奇怪地达成统一。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另一种情况：因为巨大的交通监管压力，交通部力主取消黄金周；而作为靠黄金周生存的机构，假日办力主保留黄金周——所谓“动机决定一切”，揣着什么样的目的出发，于是就能产生什么样的数据。

【点评者说】猛然一看，还真是佩服。长假期间还这么仔细研究政府部门的所谓统计数字。而且，立论直指数字抵牾后的部门利益纠缠，更令识者会心了。不过，所谓数字抵牾却欠思量。交通部统计的是增幅减少，发送旅客好歹以亿计，相比于景区增加那一百来万，这两个数字如何联系起来，还真是让人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