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

■当代史笔记

 

陈寅恪致牟润孙函(采自《明报月刊》1972年2月号)

 

    陈寅恪1966年11月21日有致牟润孙先生的一封便函,正文如下:
    数月前奉到大著。“乌台”正学兼而有之。甚佩,甚佩!近年失明断腿,不复能听读。敬请以后不必再寄书为感。敬颂教祺
    此信由陈夫人唐筼代笔,故信末署名“汤云”,即唐筼的谐音。牟氏1972年曾对此信的背景作过说明:
    1966年八九月间,我寄了一册《魏晋以后崇尚诡辩之由来及其影响》给陈寅恪先生,后来就得到这封信。“乌台”是御史台,借以指史学。正学,正统之学,即经学。北郊为徐君伯郊,谐音也。另外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千万不要再去信,并请转告伯郊不要再寄东西或药品。我才知道寅老在当时的遭遇,后悔莫及,数年来珍重的保存这封信,以为纪念。今日检出重读,百感交集。忏悔之外更有知音难遇之感。
    根据《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者说明,此信最早附见于牟润孙《读〈陈寅恪先生论集〉》一文,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七卷第二期(1972年2月号),但《书信集》并未附录原信手迹;牟氏《读〈陈寅恪先生论集〉》以后收入《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其正文亦未提及陈函。
    最近,我在旧书店买到了这一期的《明报月刊》,才得见原信手迹(如图),并由此触发了我对其中隐语的猜测。
    牟氏认为,陈氏信中的“乌台”借指史学,“正学”指经学,“‘乌台’正学兼而有之”,即称道他的论文能将史学、经学融汇于一炉。就表面的辞义,这一理解固然可以成立,但仔细玩味原件,我觉得陈氏在表面辞义之下,似另有一层影射;作为当事人,牟氏恐怕并未完全理解陈先生的深意。
    按:以“乌台”指史学,以“正学”指经学,未免故作迂曲,陈氏作为史学大家,根本不必玩这种雕虫小技。而最值得留意的,是原件中的“乌台”两字加了引号,“正学”两字加了专名线(《书信集》省略了专名线),若按牟氏的解释,就不合标点符号的规范,显得不伦不类。要知道,如果是以“乌台”表示御史台,则本应加专名线为宜;如果是以“正学”表示正统之学,则又应加引号为宜。现在则正好颠倒,两不相称,何也?
    我以为,加引号的“乌台”,疑指苏轼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赋诗托讽,被下御史台问罪,此处可借指文字狱。加专名线的“正学”,则当指明初方孝孺,世号正学先生;方孝孺抗燕王朱棣(明成祖)之命,被凌迟处死,并株连十族,此处可借指政治株连。如果这样,则“乌台”加引号、“正学”加专名线,就都显得文从字顺了。
    1966年6月6日,“文化大革命”在广州展开,不久陈氏的助手黄萱及3名护士,先后被红卫兵赶走;造反派更破门而入,将大字报贴到陈氏床头,门外、树上更贴满大字报,陈氏的心脏病随即恶化。自此年11月至次年1月,唐筼被迫代陈氏写了6次检查,还要作补充交代(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可见当时的政治乱象,陈氏耳所亲闻,身所亲历,岂能不痛之惧之呢?而陈氏此函,正写于此年11月间,所谓“乌台”、“正学”兼而有之云云,若指文字狱和政治株连而言,就完全吻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了。也正因为那样草木皆兵的形势,陈氏才会在信中突兀甚至无礼地请牟氏“以后不必再寄书为感”,显然,那是因为害怕“里通外国”的罪名啊。
    所以,“乌台”、“正学”实为一语双关,表面上虽是恭维牟氏的论著,而深层含义则是影射当时的政治恐怖。余英时先生曾将陈氏《再生缘校补后序》称为“答海外读者的一通密电”(《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则陈氏此函,亦可谓“答海外友人的一通密电”也。
    又,陈寅恪信函中所见的“密电”,尚不只此。最著名的当数1957年致刘铭恕一函,其中有言: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余英时指出,此处“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实即隐指马列主义,否则,“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余说十分敏锐,无可置疑。这样,“乌台”、“正学”的隐语,也不过是“太史公冲虚真人”之续耳。
    此外,还可以举钱锺书一例作为参照。钱氏1952年致龙榆生函有云:
    孝鲁久无书,近忽来一函,知教俄文,束修甚丰。苏子瞻为当时行货,杜子美、方玄英皆束置高阁矣,一叹。(据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引)
    所谓“苏子瞻为当时行货,杜子美、方玄英皆束之高阁”,是承上文所说的教俄语一事而言,无非是分别以“苏”子瞻、杜子“美”、方玄“英”指代苏、美、英,皆借古人名字影射今事,恰与陈寅恪的“太史公冲虚真人”用意略同。
    不过,在1950年代,陈氏的“太史公冲虚真人”,以及钱氏的“苏子瞻”、“杜子美”、“方玄英”,多少仍带有文人狡狯的游戏意味;而到了“文革”时,陈氏的“乌台”、“正学”,就是纯粹地故作隐晦,以避免文字狱了。
    陈氏曾有“晚岁为诗欠砍头”的诗句,但其实,他“欠砍头”又岂仅是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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