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政治”的观念史

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突出政治”模式，在“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中被迅速推行到各行各业，业务学习、研究和生产时间被大大压缩，出现了“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等极端作法。“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导“批极左”，力图摆正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去掉了一些“突出政治”的荒诞形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明确认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今后的主要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

改革开放30年来，与经济、政治、社会各层面都发生了既深且广的变化一样，“观念”层面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且，往往是一些观念变化在先，体制性变化在后。若无观念变化，某些体制则很难改变。“突出政治”，就是最早、最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是其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功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故从来就强调、重视“突出政治”。不过，1962年后，随着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如何突出政治、怎样才是突出政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等方面，却渐趋极端，终于“畸形”。这种“畸变”原发于部队，然后推向社会。

1964年人民解放军开展了全军大比武活动。图为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中）、杨勇上将（左3）在和参加军事比武的士兵交谈

林、罗之争
早在1961年，国防部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因如何“学毛著”产生分歧。

罗荣桓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学毛著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提法，在审定战术条令时把这类词句删去。1964年，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推动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活动。林彪认为部队“大比武”与他在1960年提出的部队建设“四个第一”不一致，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因此，从1964年秋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批评“大比武”，认为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强调要“突出政治”。

1964年11月底，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他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他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突出政治。

1965年1月初，罗瑞卿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和由各军兵种及各大军区领导人参加的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林彪要罗瑞卿将他的有关指示修改后发出，经过整理后，林的有关讲话、指示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全军贯彻执行。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的信和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 (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