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武汉十八年 | 封面人物

1898年9月22日（戊戌年八月初七），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反复斟酌思量之下，给京中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了一份电奏。

在这份电文里，他先赞美光绪帝“锐意维新，旁求俊彦”，然而如今国家“危疑等决，外患方殷”，需要“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来参决机要、宏济艰难。他于是请朝廷召他的老上司、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入值军机处。

此时，远在长沙的陈宝箴不知京城已发生政变、光绪帝被软禁。在百日维新的纷乱中，这位稳健的改革派已经觉察到京中新政的某种乱象，以及中枢机构应对的乏力。

陈宝箴并不是唯一怀有这样想法的人。当戊戌变法迅速走入高潮，短短数日里朝中共有七份条陈，奏请光绪帝急召张之洞进京主持新政大局——他们都觉察到京城中的危险信号，认为急需一枚定海神针来坐镇京师，收拾新政之纷乱局面。

在为政局忧心忡忡的各派人士眼中，有能力充当这枚“神针”的最合适人选，就是人在湖北武昌的张之洞。

早在变法还未启动的阴历三月，极为顽固保守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就向慈禧太后提议，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遂电旨召张之洞进京“面询”。数日后，光绪帝也下电旨催他赶紧“来京陛见”。

接连收到朝廷催促入京的电旨，张之洞十分勉强。在回电里，他小心翼翼试探“圣意”——先是解释湖北任上事务繁忙、责任重大，自己不方便脱身；然后说自己如今健康欠佳，大任难当；最后又问朝廷究竟有何垂询之事，自己可以随时“筹拟上陈”云云。

这番明显的推托，惹得年轻的光绪帝十分火冒。他立刻再下电旨，命张之洞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张之洞只得赶紧起身。谁知人刚离开武昌，沙市事件爆发。三月廿五，张之洞刚刚抵达上海码头，就接到皇帝发来的电旨，命他立刻折返回去处理此案，等“地方一律安清再来京”。

等张之洞处理完沙市事件，百日维新已进入暗流涌动的高潮阶段。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于西苑瀛台，抓捕维新党人，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宣布再次“训政”。

在那个时代，入阁拜相、进入帝国中枢，是每一个进入仕途的儒生事业的最高目标。以“安邦治国”为己任的张之洞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入京呢？

1895年，张之洞与美籍友人合影

“一枝一节之事”

这不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第一次“婉拒”进京。

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朝中有关召张之洞入阁的呼声就很高。但在给好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电报里，张之洞坦露自己内心的想法：自觉在京“无益于时局”，宁愿呆在湖北把“一枝一节之事”办好。

此时，他已在湖北第九个年头。1889年调任两湖以来，这位“洋务新秀”在湖北轰轰烈烈地推动新政，办洋务企业、开新式学堂、开矿、操练新军、筹建新铁路。这些新事业的摊子，有的刚开了个头，有的正在半道中。

自1889年从两广总督调补湖广总督，到1907年9月赴京入参军机，张之洞在湖北整整18年，其间只有两次因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之职而短暂离开过武汉。 

18年深耕于湖北，这在封疆大吏调动频繁的清代是绝无仅有的。这位对清末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以湖北武汉为自己的施政舞台，展开了一名儒生治国安邦的人生抱负，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以全方位的近代追求创制了堪称典范的区域现代化模式，并逐渐取代李鸿章，成为后来居上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开拓者。

从50岁到70岁，正是一名政治家经验成熟的年纪。湖北武汉之于张之洞，张之洞之于湖北武汉，堪称浓墨重彩的历史际遇。

1909年在京中主持中枢时，张之洞在病中回顾自己在湖北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也颇为自负：“余历任两湖，于军、政、学务颇立基础，其一切办理新政有得有失，虽不免有虚耗度支之举，而耿耿寸衷，实堪自问。”

从“青牛角”到洋务殿军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祖籍直隶南皮，因为他出任过总督，故人也呼之为“张香帅”。1837年（道光十七年）9月2日，他诞于贵州兴义府官舍，是知府张锳的第四子。张之洞祖上四代做的都是知县一类的中下层官职。其父张锳举人出身，以“大挑”入黔补任知县，做过县官、知府等，以廉洁、善听讼、严治盗等在地方有清名。

张之洞很有点像中国传统戏文里“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大男主，13岁应童生试即摘得第一，15岁荣登解元（顺天府乡试第一），26岁会试高中一等第一，随后殿试被慈禧钦点为探花。如果不是其间为父守孝，以及因族兄张之万出任科考官而回避停考数年，这份金榜题名的纪录也许还可以更夺目一些。少年张之洞在科场上的顺风顺水，引来世人艳羡的目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一语。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帝国步入最后一个“中兴时代”。一是湘淮势力崛起，成功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叛乱；二是恭亲王奕䜣领班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清廷和西方列强的关系进入相对缓和期；三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开始推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其间，身为翰林的张之洞在京城过着“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他常常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激、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京师“词流名彦”往来唱和，踏青登高，访先贤，寻故址，品藻人物，纵论古今。他和“清流党”的另一位健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关系最为亲厚，两人一同成为中坚，被戏称为两只“青牛角”。 

“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洁、勇于言事的有名望的士大夫。1870年代，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因为军机处的洋务派占了多数，感到力单势孤，于是聚拢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围，以壮声势。这些“台谏词垣”标榜风节，上书言事，评议时政，以经世匡时为己任，时有“清流党”之称。他们有不畏权贵、不计祸福、敢于犯颜直谏的风骨，但也有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的一面，共同的特点是政治上偏保守，主张对外强硬。

当时朝中正是“两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权力格局，慈禧一边重用李鸿章等洋务派以推行“自强、求富”路线。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洋务派一派“坐大”，她也常利用清流党来牵制、打压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等人。

在李鸿章、恭亲王奕䜣这些手握实权的躬身入局者眼中，这些个清流党就是好清谈、在局外空指手画脚的“误国书生”。李鸿章在暮年曾愤激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国家利害，但信口开河，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这番忿言的末一句，针对的正是张之洞。

在京城做“清流”期间，张之洞通过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庚辰午门案”、“修正伊犁条约”等几件大事，名声大噪，并赢得慈禧对他的赏识和信任。他一生宦途的际遇和转折，都和慈禧有着莫大关联。

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起义，沙俄借机占据了伊犁、乌鲁木齐等九座城。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乱，成功收复了除俄占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清政府于是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等九城。但崇厚在未得到总理衙门许可的情形下，擅自做主与俄罗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把伊犁周边大片土地割让给了俄国，也就是把左宗棠辛苦打仗夺回来的领土全都卖了出去。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哗然，“改约”的呼声四起。只有李鸿章一人对“改约”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但李鸿章也有自己的“私心”。当时，清廷有“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大论战，李鸿章是持海防论调者。在国力羸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希望朝廷放弃塞防，把国防重心放到他一手筹建的北洋水师上。

1900年，李鸿章在天津

在清流党人的抨击反对声中，张之洞是最认真的一个，他随后上呈《熟权俄约利害折》，陈述《伊犁条约》之大害，以及如何争取“改议”的对策。他还对李鸿章进行了一番旁敲侧击——说他高勋重寄，每年花几百万两银子造枪炮、养淮军，不正是为了今日一时之用么。如果不能一战，要这样的重臣何用？

这份折子显然触动了两宫皇太后的心。她们随后单独召见他面询对策，并下令，让他随时可以到总理衙门献议，以备咨询；将崇厚革职下狱，定斩监候，并派出曾国藩之子、驻英使臣曾纪泽赴俄重议条约。最终，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俄国重修条约，为大清争取回来部分被割让的领土，挽回了利权。

在清廷和俄国为改约交涉的一年中，张之洞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多道折子，陈利弊得失，建言献策。客观地说，这些献策大多只是书生意气的空谈阔论，但是张之洞对朝廷和国事的忠心和用心，赢得了慈禧对他的青眼。很快，他由一名六品翰林成为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成为京城高等官员中的一份子。

如果止步于此，张之洞很可能就是李鸿藻、翁同龢一类的清流人物，以学识、清望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