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与灾害共生”的文化观察

在疫情下，日本的樱花开了。

对灾害认识的转变

新冠病毒的突然暴发与流行有着强烈的“自然灾害”的特征。对于“灾害”，人们并不陌生，社会科学家将其特征归纳为：（1）突发性；（2）社会出现混乱；（3）非常规的应对举措；（4）人们由此获得全新的生活体验；（5）此前的价值观遭遇危机。因此，灾害往往又被看作是“解剖社会、揭示社会本质的机会”（大矢根淳等编：《灾害与社会1：灾害社会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这些说法不难理解，它们正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曾经或此刻正在经历的事实。问题是，我们从灾害中看到了怎样的社会？日本是当今世界少数灾害频繁暴发的国家之一，它在对抗灾害时形成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自己的“灾害文化”。这给我们观察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在今天的日本，学者们一般会用“复合型灾害”这个说法来描述灾害的属性，意思是说，灾害包含着作为自然灾害的“天灾”和作为人祸的“人灾”两个侧面。“天灾”具有不可抗、宿命性的一面，“人祸”则是人们应对灾难时无可回避的责任。显然，“人祸”或者“人灾”有着指向特定对象的道德批判和责任追究的属性。灾害在发生过程中以及发生后，学者们会盯着灾害过程中的“人灾”的侧面进行剖析和批判，目的当然是吸取教训，以建构更好的应对灾害的模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东日本大震灾”后，灾区和救援措施应对井然有序，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其实，日本国民之所以举止有方，与他们对此前灾害的反复检讨、从中学习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在日本，灾害必然有的“人祸”侧面究竟属于谁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容易看到日本应对灾害时的深层观念与行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将“人祸”最小化，它建立在与灾害共生、救灾责任分散与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之上。这些关于灾害文化的观念与行动模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支持，形成了整体性的应对模式。

当然，由于日本并非是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最初的暴发地区，这让它能够相对从容地面对疫病的到来，采取与实际情况相对应的举措，而其核心意图就是“人祸”的最小化。这种意图在2020年2月25日颁布的《基本方针对策》中得到了法律上的规定，那就是将疫病对社会、经济体系的冲击降到最小。从灾害文化或灾害观的角度来看，这种应对模式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灾害面前人们并没有“必胜”“人定胜天”的观念。日本国民上下对灾难的容忍度，有效防止了面对突发灾害时的过度反应：惊慌失措，呼天抢地，抢劫暴乱，寻找替罪羊，这些都罕见于现代日本社会。这其中当然有一个认知的转变过程：“天灾”不可避免，“人祸”也不可避免。

有日本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主义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