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如何变身风投?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开启了一轮“造富神话”,扎堆投资热门行业。

“基金+项目+园区”的一体化生态链,已成地方招商的标准配置和产业升级“核武器”。

“它试图把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结合起来,产业规划产业布局排在第一位、盈利在第二位,很难按照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去考核。检验其投资绩效,可能要若干年后才能有定论。”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16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顾策 助理编辑 温翠玲

在南京举行的2019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创新大会上,博郡iV6新能源汽车出场亮相。2020年6月15日,南京博郡汽车宣布造车失败。(ICphoto/图)

2020年夏天,政府投资的企业故事一再成为舆论焦点。

合肥市政府被戏称为“中国最牛风险投资机构”,收获颇丰。但失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从赛麟、博郡、拜腾等接二连三停摆的新能源车企,再到南京德科码、成都格芯、陕西坤同等搁浅的半导体企业,皆有地方政府入股。

近年来,地方政府变身风险投资人,背后无非是招商竞赛的升级。为吸引企业落地,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入股企业,“以基金撬动资本,以资本引入产业”。

“拿到政府投资,对企业来说肯定是好事,这些钱便宜、且有地方政策倾斜,但它破坏了市场规则,无法让真正市场化的企业脱颖而出。政府成为风险投资人,岂非裁判员下场当起运动员?”一家金融类国企的研究院负责人钱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认为,风险投资意味着高风险和高回报,而政府投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即使投资也应该投向医疗、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而非汽车、手机、互联网等市场充分竞争产业。

从1990年代初开始,地方政府就开始设立投融资平台,以应对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需求,并尝试投资企业。十年后,各类政府引导基金逐渐粉墨登场,扎堆投资热门行业公司。

根据第三方机构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已设立政府引导基金1729只,目标规模10.75万亿人民币,已到位规模达4.67万亿人民币。

如此规模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效果如何?

合肥成与败

1991年,上海开始设立中国第一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随后各地开始效仿。

地方融资平台,集融资、建设和经营、债务偿还为一体,代替政府进行直接、间接融资,为地方政府解决了融资渠道少但又急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难题。

这类地方投融资平台,以城建开发公司、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资产公司等为代表,多采用国有独资形式,其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共设施收费、经营收入和财政资金等。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融资平台作为活跃的投融资主体,获得了快速发展。

作为“中国最牛风险投资机构”,合肥市迄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成功案例——入股合肥京东方,就是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来完成的。

2008年10月,京东方(000725.SZ)与合肥市人民政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投”)、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鑫城”)共同投资成立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京东方”),建设一条第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产线。

合肥建投的股东是合肥市国资委,合肥鑫城的股东则是合肥新站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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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吴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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