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硅谷”跃升之谜

中国制造能力、全球产业链网络、创新创造能力,共同塑造了深圳这个“硬件硅谷”。

创业者的成功,很多时候是因为抓住行业技术变革曲线的纵身一跃。

不足巴掌大小的一部智能手机,大约由1500个组件构成。这背后是遍及全球、极度专业化同时又环环相扣的供应链体系。

责任编辑:顾策

深圳市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图)

“没有深圳做不出来的消费电子产品。”2020年8月,在OPPO手机位于深圳后海的会议室里,OPPO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波(Bobee)对南方周末说。

他们所处的这栋71层、392.5米高的圆筒形建筑,别称“春笋大厦”,目前是深圳排名第三的高楼。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位于华强北的电子大厦曾是深圳第一高楼,这栋20层、69.9米高的建筑,是电子产业作为深圳起家行业的见证。而今,作为地标的深圳第一高楼几经易主,从地王大厦到京基100,现在则是平安大厦——118层、592.5米高。

40年来,深圳的电子产业从产业链最末端的外贸加工工厂,成为了全球消费电子的高地,这里有最完备的产业链,不断孵化出新的品牌,被称作“硬件硅谷”。

这种产业的跃升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拼出来的一条血路”

2010年前后,全球最好的硬件产业基础在深圳,已是行业共识。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无人机等等智能产品中,智能手机将这一点突显得更为淋漓尽致。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智能手机成为普及率最高、更新频次也最高的消费电子产品。根据第三方研究机构Counterpoint的数据,最近五年来智能手机的全球出货量保持在15亿部左右。

较早承接电子产业代工、外贸业务的深圳,牢牢抓住了这一机遇。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4年年初的一篇报道中将深圳定位为全球硬件的新首都。《连线》杂志(WIRED)在2016年发布了《深圳: 硬件硅谷》(Shenzhen: The Silicon Valley of hardware)系列纪录片,第一集便是参观作为电子商圈的华强北。

电子大厦,是从产业的角度在华强北聚拢来自港台、内地的电子产业资源。而公众对华强北的认知,更多源自功能机时代的“山寨手机”、上网本等产品。一家档口背后就是一个作坊式工厂,提供五花八门的个性化手机。

功能手机时代,以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为主导,在深圳出现了富士康、比亚迪等代工巨头。在产业配套供应链日趋成熟之后,家庭作坊都已经足以拼装出手机产品。

曾越在深圳创办了一家手机ODM企业,他对南方周末表示,深圳地铁一号线南山科技园到车公庙一带,最多的时候大约有1000家与智能手机相关的企业、各种大大小小的品牌,而今活下来的不会超过50家。他说,“这是拼出来的一条血路”。

OPPO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这家2004年成立的企业,最早做的是影音存储的蓝光产品,接下来是音乐播放器MP3、MP4。2006年,公司CEO陈明永在华强北转了5个小时,没有找到满意的手机,开始琢磨自己做手机。

最初,OPPO找了三家ODM厂商,内部也组建了一支手机团队,打磨了一年半之后,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功能手机,手机后背上是一个大大的笑脸符号。

OPPO注册在东莞长安镇,距离深圳华强北50多公里。在进入手机行业之后,深圳却成为了第二战场。2010年,OPPO在深圳南山科技园租下办公场地,做研发、用户体验等增强产品模块。当时团队大约200人。十年后的今天,OPPO已经有1.2万人在深圳办公,主要从事手机设计、新技术、软件、品牌等工作。

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的产业政策较内地更加开放,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批中外企业,也吸引了各类人才。在这里,只要你有想法、有激情,有创新的意愿,匹配相应的资源,就有可能成功。

OPPO副总裁朱高领(Eric)对南方周末说,深圳自带流量,企业在这里能更容易找到需要的人才。企业也十分灵活,懂得抓住技术、市场机遇。

按照深圳市政府的统计数据,2019年这座常住人口1344万人的城市,商事主体总量超过320万家,粗略平均下来,在深圳每4个人就有1家公司。这一年深圳新增的常住人口约41万,新登记的商事主体超过50万家。

创业者的成功,很多时候是因为抓住行业技术变革曲线的纵身一跃。以手机为例,2011年是行业从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没能抓住产业变革机会的企业,哪怕是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品牌也已经消失不见。

OPPO在2011年果断切掉了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制造,为此拿出十多亿元来补贴供应商的库存损失。这一断臂求生式的决策,让OPPO快速转身智能手机,2011年后迎来了每年60%-80%的增长,特别是在2015-2016年间,年出货量直接从5000万部倍增至1亿部。倍增的结果是,OPPO的工厂产能也要扩张一倍,并说服配套供应商的跟进,对很多供应商来说,相当于把前面几年的盈利全部投入工厂建设和设备购买。

2015年,曾越转行去做智能手表,寻找新赛道。在他看来,在经过一轮拼杀之后,智能手机行业中的幸存者,都是那些以极高维度和平台起步的公司,他们不仅有想法,而且具备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资源,一旦进入一个行业,就会把行业水准、门槛快速提高。

深圳华强北。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图)

产业链共荣共生

从2015年开始,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学者Marc Laperrouza,每年暑期带一批学生来深圳,在中国硬件创新营项目下,用大约一个月时间,将他们的创意设计变成真正的产品。

瑞士的高校一直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在办公场地、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Marc Laperrouza对南方周末表示,美国硅谷吸引了学生们前往取经,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深圳。

在朱高领看来,深圳的电子产业分工配合十分精细,有人做设计,有人做模具,有人代工生产,你甚至不需要招募员工,只要有想法,产品就可以实现。

很多人想象不到,不足巴掌大小的一部智能手机,大约由1500个组件构成。这背后是遍及全球、极度专业化同时又环环相扣的供应链体系。

智能手机品牌平均每年迭代一款新产品,已经是一种快消品,产品从设计研发生产到市场,生命周期大约是一年。它也在考验着行业将创新能力快速产业化的能力、供应链体系快速响应和配合能力。

假如一家手机品牌今年全球出货量1.5亿台,明年有2亿台,它需要多少供应商?刘波给出的答案是,直接供应商约500家,间接供应商则很难给出具体数字,因为手机行业养的人太多了。

刘波在2005年加入OPPO,他记得在最初进入手机行业时,港台的供应商特别多,现在中国本土的供应商越来越多。

以2019年财报看,智能手机产业链相关的A股上市公司中,营收超过300亿人民币的就有立讯精密、欧菲光、闻泰科技、歌尔股份、蓝思科技、深天马A等6家。

伴随OPPO、vivo、小米、华为等智能手机品牌发展起来,供应链相关企业也相互成就。OPPO的出货量,2013年-2016年分别是1500万部、3000万部、5000万部、1亿部。这种三级跳式的倍增,看似涨势喜人,同时也对OPPO自身及供应链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这直接考验了供应链的协同能力。刘波对南方周末说,品牌商和供应商都要快速做出投资决策、快速生产,新建厂房、租厂房,新的生产线;第二就是信任,需要供应商信任品牌商,并在品牌商之前,真金白银地投入。如果没有供应链的协同,品牌也就发展不起来。

有意思的是,品牌商也在加速产业链的聚集。一些原本将中国总部设在北京、上海的全球供应商,近年也陆续将业务重心、研发中心放到了深圳。

与此几乎同步的是,跟随智能手机品牌商的国际化步伐,“硬件硅谷”的生产制造能力,也惠及中国其他城市,以及海外市场。

OPPO现任生产与制造系统总裁郭小聪,在2015年4月去了印度。当时他负责OPPO海外市场手机的制造。此前OPPO试水印度手机市场,主要产品由富士康在印度清奈的工厂代工,随着销量增加,决定在当地建设工厂。

作为人口大国,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有意思的是,2016年以前,由于进口关税低,包括印度本土品牌Lava、Micromax在内,大部分手机产品是从海外进口,并非本地生产,当地电子产业基础薄弱。

近年印度政府推出“分阶段制造计划(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PMP)”,试图引导本地化生产布局。手机及零部件的关税逐年增加,以摄像头为例,进口关税从原来的5.5%、11.5%到16.5%。

顺应这一产业政策,OPPO在印度的工厂,也从组装和包装,转向全制程工厂,招募了1.1万名当地员工。郭小聪向南方周末介绍,最多的时候,OPPO向印度工厂派出了接近100名中国员工,现在常驻的大约有40人。由于印度此前没有电子类产业,他们不得不花了很长时间来培养当地的技术人员。

顺应印度的产业政策,数十家OPPO的供应商也在布局当地投资。OPPO在印度大诺伊达买下一块面积约1500亩的土地,投资建厂,设计年产能接近1亿部,供应商们大多分布在其周边10-20公里的地方。

有终端需求在,供应商也会乐意去跟终端品牌形成这种产业聚集,快速形成自己的国际化能力。郭小聪对南方周末表示,“OPPO一定会走向国际化,市场国际化、品牌国际化,最终一定是供应链服务国际化。”

目前,OPPO已经进入海外70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印度,OPPO在印尼、孟加拉和阿尔及利亚也设有工厂。在当地销售规模增长以后,以当地制造支撑当地市场。

硬件趋软

中国制造能力、全球产业链网络、创新创造能力,共同塑造了深圳这个“硬件硅谷”。现在,它正在硬件基础之上开始新一轮蜕变,向产业链上下游注入更多的能量。

刘波对南方周末表示,过去手机厂商属于生产制造型企业,做的更多是硬件,2011年转型智能手机,正是因为看到了未来的发展空间、看到了移动互联网, OPPO逐步从生产制造型转型到研发技术型企业。

比如手机拍照的防抖功能,它不是光学拍照,而是对拍摄时的抖动动作进行反向补偿,涉及数据收集、算法计算,在抖动数据到来之前,算法就要启动工作,提前猜出人的下一个动作,把画面校准回来。

再以电池为例,随着人们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对电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OPPO的快充,从“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到“充电5分钟刷机4小时”,最近的是20分钟内充满一块容量为4000mAh(毫安时)的手机电池。

理论上说,充电器的功率越高,手机充电速度越快,若是考虑电池的能量密度、体积、发热、成本、用户体验、安全性的平衡,这是一道综合题。这意味着手机电池团队,要从电池材料、电路板设计、充电芯片定制、充电算法软件开发与优化等方面不断解题。

朱高领表示,任何技术都是从需求中来,这是技术进步和变革的源头,关键在于企业能不能抓住需求,然后坚持不懈地解决技术问题。

智能手机的产品形态和功能还在继续演进,很多人在期待它能有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带给人们眼前一亮的产品。在这些跨界融合之中,寻找更多的碰撞和突破。

“我们的商业逻辑,是找到那些不变的东西。我们能抓的就是我们的核心能力——怎么做好产品,怎么做好我们的渠道,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健康往前发展。”刘波对南方周末说,OPPO同时在走两条线,技术突破,需求洞察。

除了手机之外,OPPO也已经推出手表、耳机、5G CPE等终端产品,智能电视也即将推出。在刘波看来,未来将是万物互融时代,跨场景、多终端。

眼下,OPPO更进一步扎根在深圳,租了12年办公室之后、他们正在深圳湾建设一栋42层、200米高的大楼,作为其国际总部、创新中心。

网络编辑:思考 校对: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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