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他们自己有责任社会对此也负有责任

走近艾滋病高危人群，与卖血者、吸毒者、“小姐”面对面 

　　２００４年９月，在国家艾滋病防治示范区湖南洪江区、广西凭祥市，采访对卖血者、吸毒者、性服务人员等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项目。我是那次采访者之一，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少为人知的“边缘人群”，观察了他们的生存境遇。
　　湖南洪江区有一个“艾滋病关爱中心”，由该区与澳门天主教耶稣教会合作建立。至今已收治本地及附近地区的７名艾滋病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４位经专门培训的修女在此工作。我走进一问病房，看见一位５０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正与一个两岁多的孩子玩耍。陪同的修女说，她们是感染者。
　　中年妇女面容削瘦，见到我们一群人来访有些怯意。她来自邻县的农村，说起当初染病时，眉头紧锁。她告诉我们，１９９３年有个“工头”来到村里，说可以到河南打工赚些钱，当时家里农活不多，丈夫一人干就行了，她就与哥哥跟着那个“工头”走了。不料，等去到了才知道，并无工可打，是被骗来卖血。因生活无着，只好和哥哥加入卖血行列。前后在河南呆了３个月，隔日便卖血一次，记不得共卖血多少次。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与哥哥回家了。到２００１年时，她感觉全身骨头痛，去医院做自愿检测，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已开始发病。她告诉我她的哥哥也未能幸免，因艾滋病导致机会性感染发病，已经死去。
　　说着说着，她的眼圈红了，脸上显现出很痛苦的样子。她说，查出后，村里人都不愿与她交往，平日要好的亲戚朋友也躲着她。“很绝望，反正是个死，换个地方，眼不见心不烦。”几经波折，她最后来到这里。
　　那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则是从长沙送过来照顾的。湖南省疾控中心的同志向我们介绍，她出生后被父母遗弃，是被人捡到送至福利院的。后来，有一对美国夫妻想收养她，但在做例行体检时，查出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小女孩在修女的逗引下，手里拿着一块饼干，边吃边骑着玩具马玩得正欢。小小的她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
　　在洪江当地公安和卫生部门的帮助下，我还见到了两位吸毒者。
　　快４０岁的杨是洪江区最早的吸毒者之一。他告诉我们，第一次吸毒，是他２５岁那年在深圳打工时。一次，朋友对他说，这东西吸了好睡觉，他觉得新鲜，第一次就吸了８口，没想到两天两夜没睡着，后来就上了瘾，很快改为静脉吸毒。当时，怀化地区还没有毒品，这些年才多了起来，吸毒的多是无业青壮年。
　　杨说，１９９８年前，吸毒时基本是几个人凑一起，共用一支针管，后来社会上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就再没有共用过针管。说起戒毒，杨说他的经验是不能在戒毒所，要戒就在外面戒。据他所知，好多人一出戒毒所，都是先来一针，又复吸了。他自称目前他已戒了６个月。
　　我们想了解更多的吸毒者的情况，但大部分吸毒者对我们有戒心。有一位吸毒者对我们的提问戒心重重，不愿多谈。只说自己今年２４岁，已有６年毒龄，第一次吸毒是在广州打工时，也是觉得好玩才吸上的，戒毒所他已去过好几次了。再问他时，他就缄口不说了。
　　广西凭祥市有好几个国际合作项目，针对娱乐场所女性从业者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安全套使用等健康教育，因此当地疾控中心外展（主动到外面在性服务人员中间开展工作）工作人员与各娱乐场所的人员很熟悉。在她们的安排下，我们３位记者假称是调查健康教育项目效果的医生，在当地较高档的一家宾馆咖啡厅与４名“小姐”见了面。
　　这４名“小姐”的正式工作是按摩，按每小时５０元收费，这钱要交“妈咪”，据说“妈咪”负责保障她们的人身安全。而与客人性交易，则属个人行为，所得全归“小姐”本人。在她们感觉我们确实像北京来的医生之后，再加上可能出于对疾控中心人员的信任，随后的交谈在坦率的氛围下进行，她们并不隐晦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４个人中的李来自湖北农村，初中毕业，起初在南方某家鞋厂打工，每月五六百元。后来，经一位老乡介绍来到这里，当发现所从事的真正工作时，曾一度犹豫了１０多天。但当她从事了一段时间后，李决定做下去，她不用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里的客人按照她的话说“层次较高”，“工作”时都会用安全套，如果客人不用，她会拒绝“服务”。李说这得感谢疾控中心的医生，让她们知道艾滋病的危害，注意自己的健康。至今她从事这一行已有两年，每月收入平均三四千元。３０岁的李还有一个９岁的儿子，赚的钱大部分都存了起来，她说最大的愿望是给儿子将来找一所好学校受教育。
　　说这话时，我仔细地观察她，一副好像挺满足的样子。她说，孩子的爸并不知道她实际做的什么工作，对存的那笔钱也并不知情。
　　那次采访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但我却从中获得了一个主要的感受：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吸毒者、“小姐”都是属于下三滥的字眼，法律法规中也有严厉打击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的条文。然而，我觉得，仅仅靠打击远远不够，因为这些吸毒者、“小姐”等人群构成的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已成为艾滋病向全社会普通人群传播的重要中介。因此，使艾滋病防治教育逐步普及，尤其是在这些边缘人群中逐步普及，才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必然选择。我高兴地看到，这群人正在逐步地被纳入社会关照的视野。然而，普通人群对他们的相对隔膜和敌视却依然存在，这种隔膜和敌视，使得这些人群无法相信任何“体面人”，更缺乏参与防病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成为社会采取理性行动的一大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让他们对我们产生敌意，要让他们信任我们，也就是说，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是平等的一群。
　　要让他们觉得他和你、我一样，并无不同；作为人，他们也应当有自己的尊严，也一样有着生命健康的权利。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得了这样的病，他们自己有责任，而社会对此也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