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

编者按
10月28日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首次接受审议。地震预报问题成为焦点。要不要预报？能不能预报？谁有资格预报？最高立法机关民主立法，常委会委员坦陈己见。

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这个领域的真实状况是什么？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在如何运转？

在防震减灾法 （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之际，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相关人士。记者发现，地震预报是一个学术坚守、学科尴尬、政治考量,甚或个人恩怨等等混杂的领域，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级地震预报体系，也掺杂了权衡种种。

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基于尴尬的技术水准的尴尬的预报体系。

地震预报的难啊，难在即使搞地震预报的人他都不知道究竟难在什么地方，不搞地震预报的更不知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

【一】汶川之后：地震局的艰难时刻
“我无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训不要再重演，现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还要厉害，我难受得很。”梅世蓉说。

汶川大地震当晚，国家地震局门前记者云集。 范继文/图

汶川大地震半年后，地震预报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话题。

80岁的梅世蓉，在主流地震学界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的一号人物。汶川大地震之后，网上出现了颇有“文革”风味的一张制图，画面上，白发苍苍的梅世蓉正面半身，胸前挂牌，牌上有字：“7.285.12国难真凶千古罪人，梅世蓉”——梅世蓉三个字打了红叉。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望唐山，梅世蓉为自己承担了“漏报犯”的名头而委屈和愤怒，她认为这是明显的误解，“任何一个从事预报的人，都想在此生哪怕报一个地震也好。”

再看汶川，其实早已退休的她与汶川地震预报并无干系，却因为身为中国地震预报元老而再次担了罪人名头。“我无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训不要再重演，现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还要厉害，我难受得很。”

梅世蓉的经历，或许是中国地震预报尴尬境地的一个缩影。

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每天都举行震情会商会的做法一直持续到9月22日。此前两天，北京残奥会刚刚结束。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亦在10月中旬正式停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张国民说，11个部门的30个专家已经回到自己原来的部门。

10月份，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正式退休，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退休的一刻，“压力小了不少”。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地震学者如梅世蓉般，不掩饰或多或少的沮丧。一些学者想起了32年前唐山大地震后的恶劣阵势：声言已经预报的研究者——汶川之后也已经出现了；各地频繁报告的异常——汶川之后也注定会出现；以及公众情绪——这个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了。稍好些的是，这次专家们不用担心如唐山大地震时有被殴之虞。“网上的除了骂还是骂，我感觉我们应该被骂。”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地震发生之后，有中国地震局的人员去商场买东西都不敢开发票，去医院看病还被医生责问。汶川地震刚发生那几天，地震局的人挨骂多了，经验也多了。“我们单位有个老太太，有个人问她为什么没有报出来，她就一笑，惹火了人家。她要是不笑，给人家鞠个躬或者道个歉，再说说自己的困难，这样大家反应就不一样。这时候，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就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不管怎么骂，都可以理解。”陈学忠说，“科学的水平和民众的期望之间差距非常大。他们不了解‘再怎么样我也没辙了’这种状况。不管你多难，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就应该低下头来检讨。”

他同样理解地震局系统扭转公众印象的努力，以及这背后虚弱的技术水准。这个虚弱，用院士许绍燮的话表述就是：地震预报的难啊，难在即使搞地震预报的人他都不知道究竟难在什么地方，不搞地震预报的更不知道了。

汶川地震后的余震预报也只能成为地震局“再怎么样我也没辙了”的注脚。就在5月19日发布成都余震预警的当晚，曾有众多四川朋友给陈学忠打电话询问。“放心回去，外面睡多不舒服。”他对朋友说，“凡是预报有地震，一般到最后都没有。”事后果然如此。

今年8月，中国地震局召开大会，号召全系统总结反思，旨在“探索中国防震减灾工作改革新模式”。在该局新近召开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汶川地震的总结反思亦被列为重点。这看起来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工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说，要等到今年年底反思总结工作才会有一个初步结果。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后发现，地震预报是一个学术坚守、学科尴尬、政治考量、甚或个人恩怨等等混杂的领域，有人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光阴，然而身背恶名；有人力图独辟蹊径，但被认为理论荒谬；也有人在探索中倍感希望渺茫，从此离开。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级地震预报体系，也掺杂了权衡种种。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基于尴尬的技术水准的尴尬的预报体系。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地震预报水平的不过关——四十余年演进，甚或对到底要不要搞预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依然争议颇大。

【二】当年勃兴：“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

“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我也去了，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现场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

审视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中国地震预报在1966年邢台地震中被最高层强调，于1976年海城地震中到达乐观顶峰，几个月后在唐山大地震中遭受重创，而后恢复元气之时，再遇汶川。

1966年可以看做一个节点，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有一位老人跟其时的总理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回望当年，正是那时的领袖激励了许多人的“预报情结”，也让他们从此历尽荣辱悲欢。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周恩来对年轻的学者们说。在受鼓舞的人中，包括梅世蓉，从此她在该领域研究了四十多年。包括耿庆国，一位自言预测了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颇有争议的人物。还有许绍燮，他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

1966年，正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历史学家们也不示弱，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高层呼吁要“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点大都设在学校，由老师带领一些同学，定时观测，有的还自己研制土仪器，比如土地电、土地磁等等，有的将电极插在大树上，接个电流表，观测电流变化，称其为“植物电”……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大量宣传“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预报地震。1973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病榻上看到这类简报，他写了一段话：“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这些事传到国外，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

不过地震预测的科学研究依然在快速前进，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大量震前异兆被收集起来，专业的观测研究队伍开展了二十多种检测手段。一个规律被总结出来，即地震前会出现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动遵循“密集&m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