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编年 郭熙志的平民挽歌

2020年1月2日，和悦州关门口渡口   图/王世全

停渡

1998年，140年没有停船的安徽大通“清字巷”渡口停渡了。

运转了数年的集体企业铜陵县轮船公司推行股份制改革，不满的下岗工人砸坏了渡船玻璃，到经理办公室闹事。“我们连粥都喝不上，揭不开锅了。”

在上海读研的文学青年郭熙志听到消息，返回故乡安徽大通，发觉乡邻和周遭变得陌生而激烈。他敏锐地以个人身份拍摄下纪录片《渡口》。

对故乡的陌生感还来自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热和欲。旧时的工厂改装成卡拉OK，合作社变成私人酒店，凡娱乐场所，名必“维也纳”“莱茵河”“左岸”……“好像在薄暮之时每个人都变得焦躁了，浑身想使劲儿却没有地方宣泄。”

2000年4月，铜陵县渡口由国营改制为个人承包，往日的轮渡船票被作废烧毁  图/王世全

不是人人都愿意面对镜头。脾气冲的下岗职工吴八音常撇嘴，“有什么好拍的？等我上岗你再拍。”

卖大米、卖煤球、摘野菜，吴八音和丈夫周朝阳都试过。几个月下来，周朝阳瘦得“像具骷髅”。穷怕了，他心一横，找条小“划子”，和老婆一起跑起了摆渡。野船，只能夜里摸黑。一次一个船客收5块，眼看日子就要亮堂了。

1999年10月17日，两人从船上跌落水中，人没了。

“早晨，下着毛毛雨，那个船在中间转，周朝阳二哥跑去看，没有人了，一下就凉了，就知道出事了。”郭熙志回忆。

唯一的儿子周鑫年纪尚幼，被一圈大人围着，不知所措。长大后，他才渐渐悟到父母的“死因”。

“因为他生的是我，是个儿子。爸爸估计有压力。”周朝阳夫妇逝去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件破棉袄，从里头摸出来一万多块钱。“头一年（1998年）发大水，我们五十多天没吃过肉，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我感觉他们，真的是为了钱把自己给丢到水里去。”受访时，周鑫的语气沉沉的。

2001年11月，周鑫在和悦州清字巷渡口捧着父母的遗像回家  图/王世全

二十多年前，地方政府提出“要用土改的方式来推进股份制改制”。郭熙志说，“到后面几年，才给下岗职工每月发放一百多块的补贴，但也不够糊口。”如果当时有略为缓和的方式进行改制，如果能鼓励不同的船只合理竞争，如果周朝阳他们小心一点，悲剧是否不会发生？一切无法重来。工人讨要说法也好，期待吃大锅饭也罢，都阻挡不了改制的洪流。

《渡口》播出后，获中国纪录片短片竞赛金奖并入围香港国际电影节。拍摄并未就此中止。郭熙志预感到时代的剧变，把视角锁定在他所熟悉的周家、贺家和陶家这三个家庭，开始了长达20年的拍摄。

2001年11月，郭熙志在大通渡口拍片，左为陶礼贵  图/王世全

厚道本分、忠诚于党的老船队队长陶礼贵和老伴思忖再三，决定到县城里开小餐馆，破釜沉舟。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他们拉着家里几套桌椅，匆匆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和悦洲。

开店之初，吃白食的、地痞骚扰不断，税也高，经营不易。几年后，路边的小馆子变成了“大通土菜馆”，大儿子陶程学到了母亲的独门手艺，当起了大厨加老板。再往后，土菜馆又转成了大厅摆着皮沙发、有两层楼的大酒楼。“河豚、螃蟹、老鳖、带鱼、刀鱼，来吃的不少。钱来得很快。”

陶礼贵四十多岁创业就开始给两个孩子铺路。但事不遂人愿。陶程生活不顺意，寄情赌博，赔了大半身家。老二陶军在和初恋分开后，心灰意冷，四处浪迹。

去年，身患癌症郁郁寡欢的陶礼贵在病榻感叹：“人生就是这样，跟过去打仗一样，要步步为营，不能踩虚一脚，踩虚一脚就要跌倒。”

“失败的英雄”

拿到渡船承包权的水手贺国平也曾以为自己踩上了坦途。

然而碰上1998年大水后的凋敝，加上移民建镇，和悦洲上原住民所剩不多，渡船客流量直线下降。一年到期，贺国平不光交不出承包费，还成了被告。官司不解决，门都不敢出。

妻子徐金兰跑起了货车和出租。贺国平一边在家照顾长年患病的岳父，一边承担全家的伙食。

从那时起，郭熙志拍摄贺家的空间就集中在了那间局促的厨房。大夏天，光着膀子的贺国平聚精会神地用菜锅烙一张饼，饼摊开变薄，他再举起锅，聚精会神地凝视。郭熙志眼中的老贺，对做饭似有一种工匠式的痴迷。毋宁说，贺是把自己内在的所有能量寄托、转化在了这枚铁锅上。

2001年11月，贺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