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伊曼斯 当你对图像产生怀疑，思考就开始了
“在20世纪80年代，绘画被边缘化，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地从事电影、录像、雕塑和装置艺术，图伊曼斯几乎是独力保持在绘画这一媒介领域，并在年轻一代画家中创造了一大批追随者
“他对当代图像是如何产生的有一种独特的理解——那些与我们的集体记忆相联系的图像，那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图像，它们好像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一部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雨僧
从去年冬天到今天秋天，与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的约会一拖再拖，正如他的展览一样。一开始我们约定了要在他布鲁塞尔的工作室相见，但很快，疫情暴发了，飞往欧洲变得困难，他在香港的这场名为《好运》的展览也被迫延期。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吕克·图伊曼斯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相对较晚，但他独特的绘画语言却很快引起共鸣和效仿。他的画面中有一种轻盈的忧郁，来自近乎褪色和曝光过度的视觉感、冷静克制的灰调子、电影叙事般的片段感和惊悚片截屏式的情绪，他每幅画的作画时长绝不超过一天，而且一遍过，不反复，观者如置身稀薄的雾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被包围的密度。
图式之外，更让中国人有共鸣的是他画面里的政治表达。解读他的作品，指哪打哪的方式是不管用的，他选择意象，但让画面的“所指”和“能指”之间出现微妙的间距。经历过“绘画已死”的时代，吕克·图伊曼斯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绘画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重新梳理了象征和叙事的可能性，甚至因此被称为当代艺术中的“绘画救世主”。
但绘画很可能并没有救世主，绘画的生命靠的是每一个具体的绘画者不停地描绘和表达。
绘画是内向者的语言
“当你对图像产生怀疑时，思考就开始了。”作为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图伊曼斯是在电视的黄金时代长大的，电视、电影中的图像，成为他们感知世界的主要窗口，也是影响力无处不在的强势媒介。这也让他习惯于使用影视里现成的图式来作画，并赋予画面新的意义。他有一幅著名的作品《2017》，就来自巴西的科幻剧《3%》。
《3%》描述的是一个分裂的反乌托邦，一个极度贫富悬殊的社会被一分为二，一边是作为金字塔塔尖的、只占总人口3%的富人，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7%的无望的穷人。穷人要成为富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他们在20岁时可以参加一次“大考”。通过考试的人就可以完成阶层跃升，一举成为富人，但依然只有3%能成功，失败的人就要接受被毒死的命运。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考试，那就只能终生当穷人。
《2017》画的就是一个选择参加考试并最终落选的年轻女子，当得知自己将要被毒死的那一瞬间，女孩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那是命运从悬而未决翻变为跌落时的一刻。
“它是来自一个电影的截图，所以它是出现在我屏幕上的一张脸，对于观众来说，就像一个被静音了的屏幕，它到底是原本的一张脸还是一个电影截图，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张图片它让你联想到类似暴力恐惧的情绪。”图伊曼斯认为，即使去掉了电影故事的背景，不看展签，异文化里的观众依然可以感受到他要传达的信息，“这些东西即便你放在不同的语境，核心的东西依然在那里。视觉传达出的是可以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普适的价值，你可以与任何文化的人们去分享。相比之下，绘画的图像更内向，不像语言是政治性的。有的图像会被用去做政治宣传，但那不是艺术。艺术应该有更丰富的层次，有更多样的形式和层次。”
画面中始终带有社会性的表达，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他的绘画主题，似乎也总是试图在当下感和历史感之间找到平衡之道，他画战争，画大屠杀，画政客们面无表情的脸，画集中营幸存者透过围墙看到的树，充满批判性。这是来自恩索尔的传统，但比追求戏剧性和讽刺性的恩索尔更加克制和隐晦。
游泳池底的展览
人们总是热衷于为文化现象判刑，现代主义开始的时候，人们说“上帝死了”；电视普及的时候，人们说“电影死了”；多媒体的时代，“广播死了”“诗歌死了”“小说死了”“纸媒死了”……这些被匆忙判下死刑的，其实至今一项都没死透。在艺术生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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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梁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