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章培恒(1934-2011)教授。

近来想再研究《长生殿》的创作问题，翻出了章培恒教授所著《洪升年谱》作参考，眼前便呈现培恒兄癯瘦而坚定的面影。尽管他离世己近十年，但当年和他交往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章培恒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至为杰出的学者。他治学严谨，根基坚实，视野开阔，勇于创新。他的《献疑集》《洪升年谱》《不京不海集》等，论证缜密，考订翔实，新见迭出。特别是他作为第一主编和主要作者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蜚声国内外，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初识

我早就知道培恒兄的大名。听说当时有某高层说过：“上海有个章培恒，学问不错。”我们得获纶音，十分想见其人。后来又听说他受到胡风一案的牵连，被冷藏起来。老实说，当时报刊上虽然连篇累牍地批判胡风，掀起一场运动，但那时我还未毕业，涉世未深，很多情况不了解。所以，当听说学问出众的年青人章培恒，也被株连时，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我第一次见到培恒兄，是在“文革”后的1984年。那一年，我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在成员中，除了叶子铭、严家炎、裘锡圭、章培恒和我属于50岁上下的“少壮派”外，其他十多人，都是名高望重的大家耆宿。那时，年纪不算大的培恒兄，显得老成持重，发言直截了当，简短扼要，而说每句话的开头，总会先发出“喔喔”两声，很是有趣。我们开会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门卫森严；晚上，我们除了阅读有关材料以外，一般不会外出。

培恒兄的房间，和我挨得较近。在正式开会前一天的晚上，我便慕名先去敲门拜访了。开始时，培恒兄似有些拘谨，但说着说着，便一见如故了。由于我们都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共同的话题很多。我告诉他，拜读过他的《洪升年谱》，很佩服，但也有些不同看法。他忙问，是哪些方面？我直告，像他认为《长生殿》的自序，是沿用在九年前已写成的《舞霓裳》序，这似不可能，并且诉说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洪升年谱》名震学界，我以为他会坚持己见。但是，他沉吟半晌，便说：对这个问题，当时的观点，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证实，看看以后能不能说得更准确一些。显然，他并没有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却也意识到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他的直率和谦逊，反让我自觉冒昧，毕竟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我想，学人相处，应互相切磋，互相尊重，实不必客客气气，不必觥筹交错，才成良友。这一晚，我们对着一盏清茶，聊了近两小时，彼此都很愉快。

“不辞而别”

学科评议组每年都要开会，我和培恒兄，又同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以及由北大安平秋教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