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灰娃：天真与高贵的合一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自2010年丈夫张仃去世，灰娃已经有10年没出过远门了。

在北京西郊山林被银杏、梧桐和爬藤植物包围的房舍里，她安安静静地蛰居了近三十载。2020年秋，因新诗集《不要玫瑰》面世，老人在一周时间里接连到访了四座南方城市。返京接受我们的面访时，装束照样一丝不苟。黑色外套和呢子裙，脖颈上搭着一条青蓝间灰紫色的薄纱巾。眉毛、两腮和嘴唇可见淡淡的妆容，衬出面庞的白皙。说到沿途的见闻，93岁的灰娃兴致勃勃。

“我喜欢南通，天际线很好看。走到哪空气里都是桂花香，灌木从南到北的树种都有。地面不是平的，像丘陵地带，有绿的青苔，还有野草，我好想脱下鞋，在那青草地上走一走，可惜时间不够……”

在雅致而精力充沛的外表下，她像丛林里孤身探径的鹿，对周遭格外敏感。

诗人王寅邀请灰娃赴上海参加“诗歌来到美术馆”专场朗读交流会。出乎王寅的预料，老人精神状态很好，“耳聪目明。而且她的手很温暖，比很多年轻人都暖和。”

有片刻闲暇，两人坐在秋阳下。“灰娃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觉得在上海，看到的人都很友善。‘我不觉得害怕’。”

王寅忽地有点难过。“她这份恐惧由来已久。因为她经历过坎坷和磨难，有她的脆弱。如果不被善待，她会有感觉的。”

忠诚地守护早年所受的教育，笃信真实、自然和美好，道德与言辞上秉持“洁癖”；但在数十年的跌宕里，目睹种种颠倒的是非、信仰的崩坏、各种斗争与非人行径的上演，让灰娃生出巨大的恐惧，一度求解无门。

写诗，成了灰娃自1970年代一个并非自觉的出口。每个字仿佛岁月凝结，又让读者感受到平静之下的岩浆。文学评论家谢冕称灰娃的诗风诡异奇绝，毫无师承，独此一个。

灰娃却道，自己是无意中走到诗的森林、诗的园子里来的，就如同这回新书出版宣传在文化界引发的一点波澜，全不在她的预想中。她只是牢牢地记得那句：“宇宙神说：地上的路，你还没有走完，每个人必须走完自己的路，这就是人生。”

火种

出生于关中以东的灰娃原名理召，祖上算前清举人。到上世纪初家道凋敝，外公外婆均务农为生。对文学的情感，大抵得自教书的父亲和舅舅。“灰娃是我小时候的小名，这是西部省份常用的名字。‘灰’的意思是有点灰色，大人觉得你有点乖，有点怪，有点让人怜惜。”

九十多岁的灰娃，只有起身时才会显出行动的迟缓。“我这腰可有故事，给你慢慢说哈”——她把它当成个掌故，开朗地道来。

13岁，刚去延安不久的灰娃，因为“想学习英雄保尔·柯察金”，在冰面扛大包粮摔倒，尾骨重重地砸下，造成骨折。长时间没有治疗，脊椎长成S形, 身高因此矮了四五公分。 

“那可是延安，是我这一生最最自由的几年。”

高寿之外，“延安”成为诗人灰娃的一个重要标签。但她的诗歌里几乎看不到被规训过的红色文风与唯物的背景。那一片地方，究竟带给了她什么？

1939年，表姐带着灰娃，经过安吴青年训练班的短训，直奔延安。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贺绿汀领着这群娃娃背诵《琵琶行》和《归去来兮辞》，音乐家史洛蒙、作曲家刘炽讲音乐鉴赏；张仃、艾青、萧军等人则带着他们参观抗战漫画，还有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复制品展览。

“延安的文艺活跃而丰富，没有禁忌, 处处能听到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文艺作品。加之我的智力、身体发育迟缓，整天整年，一心想着些有趣的事，滑冰、游泳、种菜、纺纱、唱歌，到处看看走走……开会、下乡扫盲、练兵、排练……对于我都大有兴味。”

灰娃接触到的许多师长都来自“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或是从“鲁艺”出来的张仃这种，有着另一种飘逸的气息。她最爱数“延安三怪”的趣事：“张仃把头发梳得高高的，一件夹克、一双高筒靴，发型活像普希金再世；塞克喜欢哥萨克，立领，很宽大。他眼窝深，鼻子特高，走起路来，拿着手杖走，目不旁视；杜矢甲是个天才艺术家，个子高大。张仃当时找件用不了的破毛毯，拿剪子随便铰开缝了两下给他披在身上，当个短披风，他穿了可有兴致。他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男低音之一。”

“文抗”人发起成立的作家俱乐部，张仃担纲设计，装饰完全就地取材：墙壁安装的壁灯用农民筛面的箩做成：短木片围成一圈，一面底部绷上细铜丝网。把圆的箩从中间切开成为半圆形，扣在墙上，里面放一个小油灯，灯光从细网透射出来，柔和而朦胧，暖意融融。

正面墙上高处，悬挂着“文抗”的会徽：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间一把钥匙，意指文艺家是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取光明。“张仃给我们大家做黑色的面具，大人们戴着跳交谊舞、聊天，我们小孩一人也发一个，满屋里头瞎串。萧军用俄语唱《五月的夜》，我在童话剧《公主的旅行》里演过公主……”

延安时期的“儿童艺术学园”。图右侧靠着圆牌、留齐刘海的是灰娃

年幼的灰娃认为在延安享受的这一切理所当然——世界可不应该就是这样？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尘，她才愈发觉察出那时的幸福。“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我们是何等幸运，没有被封闭，是与人类先进文化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