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两“套”老师的孩子说：北京再远，步行也要走到

李明问王宇，“你为什么不学习呢？”王宇说，“我要出去打工！”

传出争吵的办公室位于某乡边角的“不完全学校”，一至五年级已经并到镇中心小学，只有六、七、八、九四个年级还勉强留在这里。

一排新修建的教室，墙皮粉刷成亮眼的黄色，在并不热闹的砂石路旁格外醒目。

对于李明来说，他经历了人生最颠覆的一刻——怀疑教育的力量。而面前这个刚刚经历中考前第一次模拟考试的孩子已然没了继续学习的心力。 

王宇的家庭算不上贫困，也谈不上富足。父母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奶奶，一老一小相依为命，似乎是更多已经空心化农村家庭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很差，差到让李明和王宇都很挠头。不过对于二者来说，意义又有很大的不同：李明认为，成绩差证明还有提升空间，中考前的8个月对王宇来说是个提升的好机会。

王宇则认为自己已经没救了。虽然这个来自远方的支教老师教得很好，带来了很多新东西，但两个月后，他也要离开。

空心的地方 

没有窗户的茅草屋里，放着几张破旧的桌椅，对面摆放的是残旧的黑板和几颗细小的粉笔头。

在提到“教育落后”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会联想到这样的画面，但现实早已与想象相去甚远。李明去到贫困地区的学校时，映入眼帘的，往往是完备的校舍，以及挂着投影仪和大屏幕的教室。

“国家在硬件方面、校舍方面投入了很多，农村地区的教学设备其实是完备的”，俞敏洪说到。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每年都会到贫困边远地区考察，对于乡村教育有着一定的发言权，“村小教室里挂着的大屏幕老师大都不用，有的都落了一层灰。”

这位中国头部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始终关注并积极投入公益事业。2019年，俞敏洪被贵州省普安一中聘任为名誉校长，他最关注的便是农村与城市教育的失衡。

在一个能容纳500人的学校里，只承载了不到五分之一的学生。“包括我们援建的舟曲希望小学，原来是280人，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只有100人了。 ”

父母离开原先村落去城里打工，一部分孩子成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一部分被日渐富裕的家庭带到乡镇或县城。而撤销村小、合并办学的政策，更加剧了这种空心化的状况

有些偏远的学校没有被“合并办学”的浪潮席卷，但老师却提前被“抄走”。

“确实留不住人啊，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1300块钱，养家都不够”，李明对此深感无奈。“现在学校里留下的老师大多学历不高，年纪也比较大，你不能期望他们教出如何好的课来。”

越没有生源就越没钱，越没钱就越留不住人，越无法满足学校的基本教学条件；而教学条件越不好，生源就越会不断流失，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掺杂着各类复杂的外部因素，不断畸形发生。

而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的初高中更为普遍：优质的生源早就随着离乡的浪潮“不知所踪”，搞不出升学率的老师“未来无望”。“离开这个鬼地方”，这句话不知被多少人说了多少次。

一位毕业于某偏远高中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自嘲道，“我高一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 

“每次看到有些农村孩子没人管，没有出路，就感到很心疼。”在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当下，如何帮助这些没有能力走进城镇的乡村儿童 ，让他们不至于与世界脱轨、被时代抛弃，未来与城市孩子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成为俞敏洪特别关注的事。

老师，老师

留不住的老师、考不出的学生、满头汗的家长。一间间靓丽的黄房子中，盛满了无奈与惋惜。

如何才能扭转这种情况？大家把目光都盯准了老师。

俞敏洪发现乡村教育有两个明显短板：一个是农村的英语教育资源，另一个是农村的高考教育资源，二者在当今的应试体系中十分关键，又与老师这个角色息息相关。

如何破解教育资源和优秀师资匮乏的问题，俞敏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016年的两会，俞敏洪提交了关于互联网与教育相结合的提案，“互联网与教育的结合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多变化，利用信息化让中西部学生在课堂上同步接受质量较高的基础教育，也为教育公平带来了更多可能。”

同年10月，俞敏洪带领团队赴四川甘孜州、凉山州等地调研乡村教育现状，发现很多贫困地区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数几乎为零，本科上线学生往往是个位数，远低于该省平均水平，比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更是相差甚远。

俞敏洪意识到，“有必要去做点什么”，新东方双师公益课堂模式应运而生。

2017年开始，新东方正式启动双师公益课堂项目，选拔高考授课经验丰富的老师，通过互联网直播的方式，为贵州、四川、黑龙江、云南、湖北、河北等省份的24个贫困县的近万名高三学生远程授课，一年后，参加双师课堂的学校高考成绩平均提升了20%。

2018年，新东方将双师公益课堂模式复制到了乡村小学，截至目前已经帮助近400所英语师资短缺的学校开起了英语课。 

在通过双师课堂为偏远地区批量输送教育资源的同时，新东方也在探索更为精准的教育帮扶模式。

2019年11月，刚刚当上“高中校长”的俞敏洪和他的团队开了很多会，决定从高考科目中选拔新东方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学科教研组长，定向为普安一中学生开展远程直播教学，与当地老师密切配合，共同帮助学生把成绩提上去。

不过双师课堂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并不顺利。 

“双师模式之下，主讲老师需要跟当地老师有更多沟通，对孩子的学情有更充分的了解，才能精准授课。”新东方语文老师查天送坦言，第一次给普安一中远程上课后，发现课堂讲了很多，但孩子们的基础较薄弱，吸收不是特别充分。

为此新东方老师密集开会，调整策略，把主要目光放在基础题和中等题上，“多讲几遍，让他们吃透学会，这样对他们提升更明显。”查天送说，接下来他希望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开展分层教学。 

为了能让普安一中的同学们适应荧幕另一端那位老师的存在，新东方设置了课后反馈机制，并根据师生反馈内容进行调整。

比如有学生反馈说老师语速太快跟不上，第二堂课老师会放低语速，降低课容量。

（查天送在给普安一中学生远程授课）

慢慢的，每个人都开始乐在其中。在上了两周课后，新东方的老师发现学生们在专注度和积极性上都有了提升，普安一中的老师也普遍感觉在教学内容编排、教法等方面受到启发，学生们也喜欢上了这种有趣的课堂。

当然，如此教学过程必定能取得相应的成果，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

走到北京去 

“北京再远，步行也要走到。” 

这是一个孩子写给荧幕里老师的一句话。就在2020年元旦的前几天，普安一中的孩子们在直播课之前准备了一个纸盒，里面装满了写给远方老师的贺卡。

（普安一中学生寄给查天送的诗）

“半夜里读到那些信还是很感动的，有些孩子写：一周最期待是周二晚上的课。”查天送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动容，“有两个男生，合资送了一瓶老干妈 ，还附上纸条，告诉我怎么吃。”

屏幕两端尚未见面的老师和学生，建立起类似“网友”的友谊，不过这种友谊夹杂爱“恨”，“恨”他们管的太严格，爱他们负责任。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高考。

“这几年高考题越来越综合”，查天送说。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提高成绩依然是教学的重要目标。只有让学生学会流程化的解题方法，将知识变成体系，才能真正提高分数。而分数则意味着改变命运的可能。

回馈双师努力的，是普安一中的高考成绩：2020年，883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本科上线333人，上线率从26％提升至38％，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一张张高校录取通知书打开了学生们新的人生路程。

除了学生，双师课堂也让在地学校的老师受益良多。

为了让课程的效果更加精准，查天送每周会抽出一个小时与普安一中的老师一起备课，交流教学计划。

对普安一中的老师来说，接触双师课就像接触了一个大的资源库一样，他们在此学习到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课堂中去。

在带双师班之前，词汇的教学是让游煜益老师最头疼的事情。 “我想了很多方法，网上查示范课，但还是不知道怎么把一个单词让他们记得更牢，当堂课都会读，课后掌握不牢，上完就忘，每次考试词汇都很薄弱。” 

游煜益是湖南怀化市沅陵借母溪乡枫香坪九年一贯制学校五年级的英语教师，刚毕业的她对英语教学不太有把握，所带班级的英语成绩也曾让她“说不出口”。

新东方老师给游老师展示了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将单词融入到各种小游戏里，通过增强学习的趣味性，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加深学生的记忆。哪怕是成绩没有那么好的同学都会积极地融入到课堂中来。

一年多下来，从备课到上课，游煜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原来备一堂课需要花一个晚上时间，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上课也越来越流畅。上个月月考，全班英语平均分88分，有了令人惊喜的飞跃。

（在新东方老师的帮助下，游煜益教学越来越从容）

更重要的是，老师们开始意识到教育是双向的互动。

普安一中的语文老师金曼从新东方老师的身上学到很多，“原来我上课只注重讲知识点，不太重视学生的意愿、认知、学习方法”。

现在她意识到，教学不仅仅是老师教学生，更多的是后期对学生的了解和沟通。而游煜益也发现在提升了备课效率之后，他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更多了。

（双师课堂上，普安一中语文老师金曼与新东方老师查天送互相配合） 

今年，新东方将这种成熟的模式送到甘肃，由甘肃省教育厅牵线搭桥，为30多所高中、3000多名学生带来课堂上的“第二套老师”，并根据具体需求匹配其它教育资源。这种通过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合作，把优质师资和教学内容精准输送到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形式，将提升公益项目的效率和质量，实际上也实现了新东方公益模式的一次升级。

平时， 查天送会在每一张讲义上放一两句鼓励的话，“梦在不远处，爱拼才会赢。”

这些励志的语句或许不太起眼，却给孩子们提供了精神力量：至少要相信，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

查天送说，“我想告诉他们，他们不是一个人战斗，两千多公里外的老师和他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