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与媒体要以真诚换真诚

        ■“在警民沟通方面，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客观公正。”

　　■“警察当中确实有害群之马，但那是极个别的。群众当中也有违法犯罪分子，这也只是个别情况。”

　　■“要讲监督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没有监督效果就没有社会效果，但是只讲前者也不行。”

　　■“把袭警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和我们的实际不相符合。热炒这个问题对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都是十分有害的。

从这里发出的指令指导着180万警察的工作，并影响着13亿中国人的生活　CFP／图

　　警察与媒体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不能不涉及到公安形象问题。而中国公安的形象好坏，除了取决于自身表现外，还和媒体报道有关。

　　近年来，关于公安的新闻越来越多，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媒体的报道使警察在公众眼中的形象更为具体。

　　“媒体和警察，需要沟通，我们要以真诚换真诚！”祝春林不只一次这样说。

　　记者：你是否认为媒体对警察的报道有片面的地方？祝春林：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问你们，改革开放以来，警察牺牲了多少人？我可以告诉你们，改革开放以来警察队伍共有8000多人牺牲，负伤14万多人。可以说“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党的十六大报告说，这13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三个时期”和公安工作是什么关系？公安机关在这“三个时期”中牺牲了数千人，负伤了十几万人，破获了刑事案件几千万起，治安案件几千万起，挽回经济损失几千亿元。在“三个时期”里面有警察的奉献和牺牲，就是这么个关系。这里我热忱地希望媒体在监督我们的同时，多宣传这些民警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感人事迹。

　　记者：那怎么看待那些被曝光的违纪现象？祝春林：警察当中确实有害群之马，但那是极个别的。群众当中也有违法犯罪分子，这也只是个别情况。二者都不能反映主流和本质。如果不沟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全盘否定，那不是实事求是地看问题。

　　对于警察队伍如果多接触，深入了解，有些误解可以消除，有些看法可以改变。其实，警察对职业荣誉是很看重的，警察队伍当中就是有这种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警魂。关键时候绝不退缩。比如，遇到危险的时候，老警察会说：我上！我有儿有女，没有遗憾，你还年轻。年轻警察说：我上！我年轻，没有那么多牵挂。这都是事实，到了生死关头，警察就要冲上去，如果你不上，那你就不配当警察。作为警察就是要义无反顾地冒死向前，警察队伍当中就是有这种氛围、这种精神，这就是警魂。这是最可贵的东西。对于公安队伍的主流，对于这种警魂，如果不接触，不深入了解，你就缺乏认识。所以，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通过有效的途径经常性地沟通。

　　记者：你认为怎么样沟通更有效果？祝春林：开辟警民沟通的渠道，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好多东西在我们队伍内部司空见惯，而在社会上却鲜为人知。同样，老百姓的民情民意怎么样，我们也有了解不深入不透彻的地方，这就需要沟通。

　　比方说农民工，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城市高楼是谁盖的？鲜花绿地是谁种的？千家万户的牛奶是谁给送的？然后再看看他们吃的什么、住的什么？有了这种感触之后，我们警察在管理农民工时心态就会不一样，所以需要沟通啊。

　　沟通是前提，不沟通就不了解，不了解就不理解，不理解就无法形成互相支持和依靠的和谐警民关系。

　　记者：你觉得媒体有什么作用？祝春林：在警民沟通方面，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客观公正。现代社会沟通靠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基层民警走家串户，但就整个社会面的沟通来讲，非靠媒体不可。媒体有这个功能，也有这种义务和责任。公安机关与媒体在构筑和谐社会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本着真诚的态度，希望同媒体建立一种真诚和相互信赖的关系，形成机制，这是非常必要的。

　　新闻舆论监督是促进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保障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向来重视媒体监督，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推进警务公开，拓宽外部监督渠道。还利用新闻监督，探索扩大教育效果的方法和途径。

　　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利用一家中央新闻单位的采访素材，就某地一个县公安局原副局长违法犯罪的案例制作成专题片，对全体民警开展了警示教育；还把他在被采访时自我剖析、悔恨交加的镜头用在了公安部的廉政文化建设专题节目上，在央视3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我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既延伸新闻舆论监督的触角，又拓展公安内部监督的线索，使外部监督转化为内部监督、推动内部监督，开辟一条内外监督相结合，深入揭露矛盾、彻底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这家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后来也认为，如果单纯从揭露问题的角度公开播出，效果没有现在这样好。

　　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把新闻舆论监督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结合起来，要讲监督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没有监督效果就没有社会效果，但是只讲前者也不行。同时，我也理解媒体作为产业载体要讲经济效益，但必须把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既要经济效益好，更要社会责任强，这样的媒体必定受到大众的欢迎和赞誉。

　　关于袭警

　　当前，一些地方发生了袭警案件，其背后的社会情绪也令人深思。

　　祝春林：你们的采访提纲里提出了袭警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容易影响社会心态和180万警察情绪，确实需要媒体很好地来解释、宣传、报道。这个问题原因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而且如果用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推此及彼，往往会导致盲目性，不是伤及了群众、否定了群众，就是伤及了民警、否定了民警。

　　记者：如何准确界定袭警问题？祝春林：严格讲，袭警是对国家法律公然挑战、严重损害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不属于警民关系范畴，而是警察与违法犯罪分子之间的对立关系，对于袭警行为，必须严厉制止和坚决打击。不将这类行为与一般的警民冲突相区分，会对公安机关和社会正确认识评价警民关系带来严重干扰，必然会对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起到破坏作用。

　　记者：那为什么现在袭警问题大有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的趋势呢？祝春林：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首先，它把袭警这个概念泛化了。民警因为抓捕犯罪分子、制止犯罪活动遭遇反抗而流血牺牲，这是警察与犯罪分子斗争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代价，是警察职业风险所决定的，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当然，我们已经并继续采取坚决措施，把这种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其次，这与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大群众包括公安民警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密切相关，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复杂交织、日益凸显，警察恰恰处于维护稳定、处置矛盾的一线密切相关，也跟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道德建设、社会建设不平衡不协调，后者相对滞后和薄弱密切相关。也毋庸讳言，个别媒体炒作，以及公安机关内部个别同志认识上存在误区，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不加分析地盲目跟风热炒袭警这个概念，出发点可能是善意的，但产生的结果是与初衷相违背的，不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治理解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我们几年来的统计看，近十年来，总体而言，民警负伤、牺牲的人数没有大的起伏。而另一组有说服力的数字就是近年来，老百姓的安全感上升了7.8 个百分点，命案侦破率提高了10.4个百分点。所以，把袭警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和我们的实际不相符合。热炒这个问题对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都是十分有害的。

　　记者：公安部对于治理袭警有什么对策？祝春林：袭警虽然不属于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范畴之内，但是它会影响、作用、干扰甚至破坏和谐警民关系。这个问题是一把“多刃剑”，它侵犯的是多方利益。第一，它侵犯了警察；第二，它侵犯了国家法律；第三，它侵犯的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第四，它最终也损害了违法犯罪嫌疑人自身的利益。

　　公安部重申，警察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执法的，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对警察有什么意见，可以将合理的诉求用合理的方式来表达，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办理，但绝不能阻碍甚至暴力抗拒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要不断提高民警的素质和实战能力，切实解决好一些单位和少数民警中存在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防止因执法不公、不作为引发警民冲突对立。公安机关监督部门在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切实保护好公安民警的合法权益。

　　对于袭警，公安部的态度是：要坚决打击、依法打击，同时，坚持在有效预防、及时处置、法律保障、舆论宣传等方面多策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就预防打击妨碍执行公务、暴力抗法和袭警问题下发了通知。公安部正在几个城市开展单警装备的试点，效果很好，即将装备全警。也希望广大新闻媒体能够发挥积极导向作用，向公众讲明妨碍执行公务和袭警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群众以合法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并与公安机关及时进行沟通，尽量客观报道与警察相关联的新闻，为健全和畅通警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增进警民理解互信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现在一些地方公安经费保障依然不充足，待遇依然很低，公安部有什么考虑？祝春林：解决制约公安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中央作出了明确的决定，落实工作现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十六大以后，我们还给基层下发了2万辆警车，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从12个亿增到去年的24个亿，2006 年增加到36个亿，2007年还要以这样的速度递增。财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随着标准的落实，基层公安经费保障不足的矛盾可望得到缓解。这一切都说明中央是非常重视公安工作的，可以说，现在是公安工作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