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中国公安四年变革
■“神秘是对公开的封锁，而公开则是对神秘的批判。所以，我们强调要把从容接受媒体的采访作为公安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作为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警民关系不和谐，甚至出现裂痕，脱离了群众，就是最大的危险”。
■“公安部还派专人到省、市、县公安机关现场播放孙志刚事件的录像……全国公安机关和180万民警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的变革。”
■“不打人破不了案”是歪理，靠刑讯逼供破案是无能的表现……我可以负责地讲，在治理刑讯逼供的问题上，公安部和各级公安机关都毫不手软，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我们欠了好多账啊，欠了感情账，欠了法制账，欠了经济账，感情账要用真情实意来还，法制账要用公正公平来还，经济账要用赔偿补偿来还。”
■“当我们接锦旗牌匾的时候，心里应该有一种愧疚，我们接过的是老百姓的一份宽容、一份期盼、一份嘱托。我们不是‘衙门’不是‘救世主’，要认识到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公安一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在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公安正在转变观念 资料图
祝春林看望西安曾受不公正对待的民工 资料图
孙志刚案和公安执法理念变革有极大关系 资料图
北京东长安街14号，这里距中南海不过1000米，距天安门城楼不过150米，距天安门广场不过100米，这里处于中国首都北京核心地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从这里发出的指令，指导和约束着180万中国警察，180万中国警察又影响着13亿中国人的生活。而这里又一直是一个多少让人感到有些神秘的地方。本期高端访谈的受访人是公安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督察长祝春林。2006年10月23日上午和12月11日下午，祝春林两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公安工作的诸多方面。在12月11日下午的访谈中，祝春林一开始就谈起了刚刚结束的公安部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四年前，同样的会议也举行过，时间是2003年7月13日。
“7·13”会议是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的背景下召开的。公安部高层讨论的是“如何反思孙志刚案件，深入大讨论，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的问题。四年后，祝春林用“一场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更具有建设性的执法思想和观念的变革的开始”来形容最近这一次学习扩大会议。祝春林说，他想通过媒体来告诉读者，四年来，中国公安战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普通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祝春林说，他对接受这次采访是认真的，公安工作有些方面应该保密，这是由公安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公安工作不应该搞神秘主义，公安应该是透明的“水晶石”和“玻璃板”。
什么样的警民关系才叫和谐
祝春林：神秘是对公开的封锁，而公开则是对神秘的批判。所以，我们强调要把从容接受媒体的采访作为公安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作为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天前，公安部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这里，我想结合学习六中全会作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定，把你们的问题打个包包涵其中，题目就叫“中国公安执法理念变革与和谐警民关系构建。”祝春林将话题引向11年前的济南，他说，11年前济南发生的警察故事，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1995年，没有经过整顿的济南交警的形象不佳，新任交警支队长到位以后，派人拿着摄像机录下交警执勤的现场。
镜头一，交警站在岗台上嗑瓜子；镜头二，交警坐在岗台上跷着二郎腿；镜头三，交警喝酒后站在岗台上耍酒疯……
拍摄回来后，支队长让全体交警看录像片，看到中间，交警们坐不住了。最后的结果是封闭训练40天。
40天后，还是这些交警再上岗台，让老百姓眼前一亮，一个个都像雕塑。
祝春林：一个星期下来，一个月下来，几个月下来。夏天，岗台温度40度，柏油路都晒化了。公安部后来开现场会，一起看录像，有个交警的爱人，是个售货员，她爱人就在她单位旁边执勤，她哭着要求给自己调换工作，因为她实在不忍心看丈夫那么辛苦。
11年过去了，祝春林对这些场面记忆犹新。当地作出决定，给交警每个人每月补助170元钱，这在当时很可观，还给每个交警中队买洗衣机建洗衣房，每个中队的休息室安装空调。
祝春林：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嗑瓜子能嗑出空调来，耍酒疯能耍出洗衣机来？警察从工作性质上讲是特殊的人群，但同样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的精神动力来自人民，老百姓认可了，人民警察的价值观就得到升华。记者：现在各个系统、各个行业都在谈和谐，从公安部角度看，什么样的警民关系才叫和谐警民关系？
祝春林：通俗点讲就是“警爱民，民拥警，警民一家亲”，展开说，就是警察热爱人民，保护人民，依靠人民，受人民监督；人民爱护警察，理解警察，支持警察，当然也包括监督警察。我理解，这是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关系，是警民双方共同追求的一种美好、和谐的境界。正是在实现这种境界的过程中，双方各自获得了一种鼓舞和追求的动力，从而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
公安离不开老百姓
讲完11年前的警察故事，祝春林又回到了警察在今天的身份定位。
在传统的理解中，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机器的公安机关，如何参与这一进程，是一个重大课题。
祝春林：党中央、国务院曾经指出，公安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记者：你怎么理解这个“不同”？祝春林：这个“不同”，我理解就是性质不同，所担负的职责使命不同，中央文件概括为三句话，非常精辟准确，那就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公安机关肩负着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的职能。180万警察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公安。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机器要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要生产出“产品”，这种“产品”就是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政权巩固，国泰民安。记者：既然谈社会和谐，那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该怎么理解？
祝春林：在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稳、准、狠地打击与国家和人民为敌的犯罪分子，这种专政应该是铁面的，应该像严冬一样无情，但这种无情是为了能够给人民春天般的温暖。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对公安机关来说，对犯罪分子实施专政，就是对人民的保护，对和谐社会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公安机关不仅要做好传统意义上的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而且要提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警民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诸种关系中居于一种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是一种建设性很强的关系。周永康同志曾指出：“公安民警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保障者和促进者。”警民关系不和谐，如何当好此“三者”！记者：其实公安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和普通公众有多大关系？
祝春林：社会是多元化的，犯罪分子总是要兴风作浪，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安工作与人民的安危冷暖息息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的现实情况是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尽管全国有180万民警，但占总人口的万分比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地方装备有限，个别地方保障不力，不依靠人民，怎么保国家长治久安？要依靠人民，就要建设和谐警民关系。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四川成都金牛公安分局一个很文弱的女警察叫汤敏，她扎根社区工作15年，与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老百姓把她既当“闺女”，又当“政府”。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很多老大娘坐在交通要道上不走，汤敏挨个到老大娘的耳边说，“大娘，这是违法的”，大娘们说，“闺女（‘政府’）说这是违法的，赶紧走啊”。这么大的事，一个“千金”（女民警）顶了千军万马。所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实质是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转化成肩负起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的能力，把有限的警力和无限的民力结合起来。警民关系不和谐，甚至出现裂痕，脱离了群众，就是最大的危险，道理很简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执法理念的变革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在公安部高层看来，最根本的在于执法思想、执法理念的转变。祝春林认为，四年来，一场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的变革正在发生。
祝春林：公安工作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走过来的，一些民警思想理念上还有一些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如重打击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有时为了抓住一个坏人，不惜惊动许多人，反正抓住就行。此外，还有特权思想，民警中出现一些违法违纪事件的根源就是特权思想。中共十六大后，公安系统提出了一个新命题，“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采访中，祝春林谈起四年前的那场影响至今的大讨论。
祝春林：四年前，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的大讨论，是一场深刻的执法理念变革。
公安部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公安厅局长、各警种、各部门负责人到会谈感想、谈认识，反思执法理念上存在的问题，剖析孙志刚事件的根源和深刻教训，比较系统、全面、深刻地清理了我们的执法思想。
公安部还派专人到省、市、县公安机关现场播放孙志刚事件的录像，推动大讨论的深入开展。
可以说，全国公安机关和180万民警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的变革。公安部“7·13”会议之后各地公安机关都召开了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安部高层还剖析了成都金堂县3岁女童李思怡被饿死的事件和西安32个民工因暂住证问题被扣留23个小时的事件。
祝春林：西安“32个民工案”一开始就被周永康同志发现了，他那天正在改一个会议讲话稿，工作到凌晨2点多，当时周部长要求立即放人，并彻查此事。三个典型案例对推动这场“大讨论”向深入开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祝春林说，之后，公安部党委提出，“要按照十六大精神，切实解决公安执法活动中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破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观念，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
在公安内部，更多的人认为，四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执法思想的端正和执法理念的更新”。有人说，这场静悄悄的变革正影响着180万中国警察的一举一动，也影响着13亿中国人的生活。
四年后，辽宁丹东的民警也处理了一起案子，但结局与孙志刚案截然相反。两个民警抓获一偷自行车男子，而该男子的孩子要上中学，家里穷得买不起自行车，父亲就想到了偷。
如果警察抓完人，再通知他孩子，并没有违反任何程序，而后果会是什么？
警察没有这么干，他们把偷车人送去拘留的同时，自己花钱买了一辆自行车送到孩子家里，警察装作他父亲的工友，说他父亲“到远处干活”了，要过段时间才回来。
祝春林：执法思想的端正、执法理念的更新太重要了。感情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就不一样。上面这个例子最能体现这一变化。
把辽宁丹东巡警五大队送车的事迹与四年前的孙志刚案件作一个对比，一个是儿子无辜被抓致死，老父亲告状四处碰壁；一个是父亲因偷车被抓，他的儿子要上学，警察给他送车来了。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执法理念变革的进程。“大讨论”催生的执法为民思想之花结出了执法为民实践之果。在前不久召开的公安部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把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作为公安机关最大的政绩，可以这样说，一场更广泛、更深刻、更持久、更具建设性的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的变革正在酝酿，即将深入展开。
内铲积弊与外顺民意
记者：公安机关会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祝春林：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六中全会决定当中十分重要的思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遵循的工作思路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内铲积弊，外顺民意，整肃警风，构筑和谐。我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信息，人们在普遍欢迎和拥护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当前腐败问题是破坏和谐社会的最大祸害之一。同样，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杀伤力最大、危害最严重的也应该是公安民警违法违纪和腐败问题。内铲积弊铲什么？就是铲这些顽症，如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处理的力度越来越大。现在公安部警务督察局每年国庆节、春节等节假日期间都下去人严查“五条禁令”的执行情况，不久前督察人员下去两天，查到10个酒后欲驾车的民警。记者：对这些民警是怎么处理的？祝春林：监督的本质是关爱，不是整人，要致力于和谐监督！所谓和谐监督，就是要深怀爱警之心，善谋爱警之策，多做爱警之事。像我国古代名医扁鹊三兄弟中的大哥那样，尽量治病于未发之时。违反禁令一旦既成事实，重则开除轻则辞退。所以，对酒后准备开车的民警，我们在他发动汽车之前就及时制止。我们说，“同志请你下来，我是督察”。后来，我们集中组织这10位违令民警进行了座谈。这些民警是从“脱警服的边缘”被挽救回来的，他们在座谈会上痛陈悔意，并在《人民公安报》上刊登出来，这对其他民警也是深刻的警示和教育。公安部还下大力气集中整治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插手经济纠纷、乱收滥罚等执法突出问题，针对工作态度冷硬横，纪律作风稀拉松，办公环境脏乱差的现象，提出“四句话”要求：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记者：对刑讯逼供问题怎么看？祝春林：治理刑讯逼供问题历来是我们监督部门的工作重点。通过不断加大专项治理力度，刑讯逼供案件在近年来已经大幅下降。“不打人破不了案”是歪理，靠刑讯逼供破案是无能的表现！广东公安办张子强的案子，一个手指头都没动，最后办成了铁案。我可以负责地讲，在治理刑讯逼供的问题上，公安部和各级公安机关都毫不手软，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对此类突出问题，我们一直坚持专项治理一个问题，巩固一项成果，建立一套机制，把治标的成果转化为治本的措施，努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具有中国公安特色的惩防体系。现在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逐步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录音录像，我去南京调研，就看了候问室的录像，对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说话的声音、语气全程记录，随时都可以调出来。我们的目标是零刑讯逼供，这对于有180万警察的队伍来说固然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信心达到这个目标！
开门大接访
从2005年5月开始，公安部门还做了一件事：大接访。全国3600多个省市县公安机关一把手被要求亲自接待上访群众。如此规模的开门大接访，在中国公安史上还是第一次。
祝春林：大接访是一次局长受锻炼、民警受教育、百姓得实惠的执法为民思想的大实践，也是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实际行动，实实在在地推进了和谐警民关系的建设。有一个信访案件多年没解决，当时的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在接访过程中给解决了，人家就给他送锦旗。他说，“我们怎么去接锦旗啊，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我们欠了好多账啊，欠了感情账，欠了法制账，欠了经济账，感情账要用真情实意来还，法制账要用公正公平来还，经济账要用赔偿补偿来还。”
祝春林：是呀，当我们接锦旗牌匾的时候，心里应该有一种愧疚，我们接过的是老百姓的一份宽容、一份期盼、一份嘱托。我们不是“衙门”不是“救世主”，要认识到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哈尔滨有个上访案件的当事人，市公安局长王维绪不但给他解决了问题，还帮他和离异的爱人破镜重圆。后来在当地的另一起集体上访事件中，他主动出面协调，配合政府一起做群众工作，化解了矛盾。所以，解决信访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像任长霞一样，和老百姓手握在一起、心贴在一起、泪流在一起。这就叫构筑和谐，把消极因素转化成积极因素。记者：大接访是一时而做，还是想变成一个机制？
祝春林：对于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最近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解决信访问题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要通过这项工作不断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中央把信访工作提到了事关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高度。公安部对这项工作已经连续抓了三年，七次派出接访督察组到重点省份进行督导，变上访为下访，你到北京来上访，我到你那地儿去谈去解决问题，还共同解决疑难案件，帮助建立长效机制。公安部的要求是要建立一个以“一把手”接访为龙头、以责任追究为核心内容的长效机制。信访问题解决好了，积怨民怨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