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与范用的恩恩怨怨

原创 2021-01-23 阅读

在沈公主持三联工作以后，范公办事的风格和做法，自然有令沈公为难之处。根据两人各自的回忆，矛盾最初爆发在一些并不重要的小事上面。直到1988年，他们两人都没有到闹僵的程度。这一年，范公曾有一个长达半小时左右的录音，集中表达他对沈公的意见，其中用语也都是比较温和和克制的。他录音的主要目的，其实是想让沈公就一些很具体的编辑出版问题对他做出解释，承认自己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这篇后来被称之为范公《遗言》的录音，范公要求三联编委会人员“传听”，沈公自然是听者之一，但是他听后似乎没有做出足够积极的反应，于是一切都无法挽回，范公与他绝交了。

李昕

责任编辑：刘小磊

提起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三联书店，人们总是不由得想到三位杰出的出版家，他们是范用、沈昌文、董秀玉。尽管范用属于老一代，而沈、董只能算是中生代，但是人们习惯将他们三人相提并论。确实，对于创立三联这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的出版品牌，对于中国当代出版业的发展，甚至对于当代社会的思想启蒙，他们三人各自所起到的作用都很显著，论贡献也似乎难分伯仲。虽然范用资历较老，他或许可以被看作沈、董二人的“师傅”，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三人都是在继承着三联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先生开创的老三联传统。

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郑勇是中文系出身，他曾形象地比喻，范用、沈昌文、董秀玉三人和邹韬奋的关系，就像宋代文学史上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首的“江西诗派”与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关系一样，是所谓“一祖三宗”。邹韬奋自然是三联的“祖”，而范用、沈昌文、董秀玉这“三宗”在不同时期都将传统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和风格，分别成为能开风气、引潮流的新时代出版家。这个说法大抵不错。

话虽如此说，但若说到他们共事中的恩恩怨怨，还真不那么简单。

（一）

到今天为止，公开说到三人恩怨的话题的，也只有沈公。

沈公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对一些隐秘的初次披露。

这本书，和我的约稿也多少有些关系。

和范公、沈公、董女士相比，我生也晚。2005年春，我从香港三联归来，加盟北京三联之时，他们三位均已退休，但是此后多年，我在三联的编辑岗位上，却深切感觉到他们的影响无时不在。他们的精神已经融入三联人的骨髓和血液。

由于在香港受到蓝真、萧滋等老一代三联人的熏陶，我对三联人的历史比较关注，曾经花费不少精力研究香港的店史；所以回到北京后，我也非常希望前辈三联人能够把自己的出版理念、感悟和经验留给后人。我觉得，如果“老三联”们都能写写回忆录，讲讲自己经历的甘苦，同时又让读者分享他们的成功，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正巧，从2008年以后，传记文学作家李晋西、何启治开始用录音整理的方式，为老一代作家和出版家编写了几本回述史，分别是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屠岸的《生正逢时》，还有曾彦修的《微觉此生未整人》，这些书，都是他们事前与我约定，要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便考虑要把同类的图书做成一套。接下来向谁组稿？顺理成章地就想到了范公、沈公和董女士三人。那段时间，我曾不止一次向他们三位约稿，告诉他们，只要拿出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接受访谈并且录音，不用自己动笔，书稿就可以大功告成。

范公当时身体已经不大好，他当时的心思，都放在整理400位作者给他的大约1800封书信上面（这便是后来出版的《范用存牍》），顾不上口述录音这些事情。董秀玉女士觉得自己的年龄还没有到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一再婉拒。这三人中，只有沈昌文先生表示可以写，但是他不需要别人来做访谈和录音。他认为，自己的书必须自己动笔。

沈公当时年届80，身体依然强健。他习惯身着马甲，背双肩背包，乘公交车每天来三联“打卡”。他说这里是他的永久通信地址，他是来取邮件的。大家进进出出常遇到他，见面有时寒暄两句，有时只是点个头，谁也不把他当客人。那时三联编辑部给他留有一个工位，配有电脑，他来了，就坐在工位上，一般是上网查资料，发现有好看的文章，就下载打印，然后复印多份，分送他的朋友。他很幽默，称打印机和复印机是“打小姐”和“复小姐”，他说自己每天都要与这两位小姐约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在电脑上写文章，奇怪的是他这些年著作颇多，也不知他是在何时何地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