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20081111）
俯卧撑不再是禁忌
平心而论，以一本周刊的人力物力，对中国人健康状况做出如此纵深全面的报道，并非易事。
但还是做到了。
体重“太超标”，腰围“太粗壮”，乙肝大国的阴影仍在，忧郁症和乳腺癌成了流行病，性高潮和阳萎不再是隐晦的话题，性病泛滥却再度成为国人的困扰。
大国尚未崛起，大国的现代流行病已悄然而至。
感到欣慰，俯卧撑不再是政治禁忌。
杨锦麟 （凤凰卫视）
裸泳的老牛和上岸的老朱
蒙牛的老总在今年10月初的一次高层企业家聚会中，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企业的困境: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蒙牛受损严重，现金流遇到危机，此前由于要解决发展资金而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股权因无力赎回，可能面临被外资获得的局面，这样一来蒙牛的话语权将落入外资之手。
蒙牛的牛根生和汇源的朱新礼属于两个极端的企业家，一个做事高调，频繁在媒体露面；一个做事低调，很少抛头露面；一个永远将民族工业的大旗扛在肩上，挥斥方遒；一个提倡养猪说，将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当然他们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白手起家，都在企业发展阶段从资本运作中借力，都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而顺着这个资本平台再次出发后，两个人最终却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一个选择了在资本市场获利了结，全身而退；一个选择了与鳄共舞，要把资本运作发挥到极致。他俩谁才是社会效仿的榜样呢？
想起一句名言：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随着老牛将蒙牛的股权抵押给摩根士丹利以获得发展资金的消息曝光，当自以为玩转金融大鳄的老牛发现自己转瞬间处在被收购的境地时，老牛多么像一个裸泳的人，在潮水退去后惊魂千里，而这个时候老朱已经安然上岸了。你说谁才是真正的智者呢？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裸泳的老牛应该向上岸的老朱好好学习学习，不要动不动以发展民族工业的名义放纵三聚氰胺，学习如何真正利益最大化，避免自毁长城！
高永峰（上海）
官员酒后失态背后的“潜规则”
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喝醉了酒干了“坏事”就跟自己平时的所思所想无关。酒只不过是“催化剂”，只会把你脑中的“潜意识”更“真”、更“直接”地暴露出来。
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高官猥亵女童事件”，其中的主角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事后也称自己当时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如果没有视频作证，林书记还真的可以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就是干了,怎么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卡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林书记喝酒喝出了“痞气”，一顿酒便将自己平时伪装的道貌岸然打回了原形。
林书记这一喝，也喝出了官场的某些若隐若现的“潜规则”。俗话说“理直气壮”，看这些官员“理”不直，“气”还这么壮，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的东西比“道理”还要厉害——老子有权力，所以“老子不怕”。
我们的民主话语很多时候只停留在说的层面上，而没有落实在体制上。假如有一种可以完全制约官员权力的权力，假如有一种健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像林书记这样的“牛气”官员肯定会少些。
叶树浓（广东肇庆）
悲剧非止弑师
接连发生的数起弑师悲剧，以极端血腥的方式将教育的伤口展现在国人面前。
有太多的抱怨，是针对我们所处的制度环境。那官本位的教育行政官僚体系，那一切以分数和升学为标准的应试教育制度，那并不尊重个人创造和思想自由、不主张个性的教育意识形态。是的，这一切都是构成我们的教育丧失趣味和活力，导致我们的老师成为行政命令的依附、学生被动地成为灌输知识的接收器的原因。
然而，倘若每一位教师都麻木甚至绝望于这样一种事实，主动调适自身以适应这种教育形态，彻底以一种工具化机械化的技术工程方式应对自我教师责任，那么，教师与学生在这种冰冷的、机械的丝毫不曾有人与人之间那种发乎内心的顺应文明传承的精神交融，则一条巨大的鸿沟将不可避免地横亘在成人社会和青少年之间，这种文明的断裂，将何等负作用于广袤的社会现实，又岂是数起弑师悲剧所能比拟的？
教育的堕落，必先从教师开始，而教育的崛起，亦必先从教师开始。只有当教师回归并尊重其自我从事心灵工作的职业选择，只有将教育从工具化机械化的技术工程中摆脱出来，回归到一种塑造心灵，以爱、宽容、尊重等等这些普世价值作为具体知识传输的理念支撑的教育形态，我们方可能真正从弑师悲剧的教育困境中摆脱出来。
梁丁（长沙）
劝说杨湘洪回国的理由是什么？
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法国不归，温州市委向法国派出4人工作组专门去做相关劝说工作。不过，根据报道，温州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赴法后连与杨湘洪见面的目的都未达到，更不要说成功劝其回国了。
一个在仕途上能够走到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这样一个位置的人，一定会是一位有着相当丰富之人生阅历者。如此，当其因为厌倦工作而选择滞留法国，相信他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而再、再而三地权衡。于是可以肯定，他的这种选择基本不会为外界所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知温州方面派员赴法劝说的必要性在哪里？尤其当这样的动作一定意味着一笔不菲的开支！
那么，如果杨湘洪是因为要逃避牢狱之灾而滞留法国的呢？恐怕那就是一个异常简单的问题，即一切一切都必须寄希望于司法手段。而首先要做的无疑是立即对杨湘洪立案侦查，并要求法国方面强制遣返其回国。如此，派员赴法劝说其回国就更没有必要了。依照常理，一个处心积虑逃脱了牢狱之灾的人，不会再选择自投罗网！
友瑜（河北泊头）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阿龙
采访阿龙，是因为Z老师的纪录片，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阿龙，然后经过同意，跟拍了两年。
没想到，阿龙很快就出事了——贩毒。
阿龙的故事不只是和Z有关，还和我的五六个同事有关，他们都见过阿龙，而且在阿龙看来大家都是朋友。
朋友的概念是我缺钱了，你得“借”我点。但又不完全是让人烦的那种。他身上有一股草根的魅力，他把自己赤裸裸地袒露给别人，显得是一个特别汉子特别爷们的家伙，让你心甘情愿地去帮他。
Z也一直在想自己和他的关系，是真的友情还是相互利用，或者是兼而有之。
总之一切都是说不清的事情，阿龙信誓旦旦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假话，他无意中开的玩笑也许是真话。
他有过一个女人，也吸毒，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比任何一部爱情电影都要离奇或者浪漫。他们吸毒、吵架、打架、偷情、彼此珍惜、相互依靠又无助地生活在这个繁华的南中国城市。
他们就像蟑螂一样坚强地活着，我没有任何贬义，只是形容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尽管他们的生命用世俗的眼光看起来没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就这么坚强倔强地活着。
我和Z老师去监狱看阿龙的时候，以为这会是人生最后一次见面了，却没有想到因为最高法收回死刑审判权，阿龙改判为无期。
阿龙在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朋友，连父母家人都已经不再理他了。
Z依然和阿龙保持联系，中秋节的时候Z给他寄月饼，还督促我每期给阿龙邮寄杂志，而阿龙写信时也会向他当年的记者朋友们问好，包括我这样一个一面之缘的。
本刊记者 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