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光美谈往事

2008年11月11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1998年夏，我曾采访王光美，听她谈“文革”往事。我有责任写一篇文章，作为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纪念。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关于新中国第一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说法使我十分惊诧。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43、838页）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嘛”。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非常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举了一个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着是很讲究的”。

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是由于“听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吗？王光美讲述的这个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是否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534页）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了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

刘少奇批评江青不留情面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名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的叙述，这里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30页）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299页）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按：王光美这样讲，大概是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方面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