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泄漏十年　重返“活着的废墟” | 封面人物

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我对日本的认知不包括福岛。十年之后，我对日本的认知与理解，却因福岛变得厚重而不寻常。

2019年10月，我又一次回到福岛县饭馆村。我们的车从高速公路拐进山区小路，车速减慢下来，大片大片长满杂草的荒废田地从窗边掠过，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出野生稻穗的金黄。装满辐射废弃物的黑色垃圾袋密密麻麻堆放在一起，近处、远处，到处都是，在这个曾经山清水秀的“日本最美丽的村落”，好像一块块揭不去的伤疤。

一本挂在安斋彻（Toru Anzai）祖屋里的旧日历，瞬间把我的记忆拽回2011年。伴随着“3·11”地震、海啸，饭馆村成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泄漏事故后的辐射污染重灾区。三个月后，安斋先生从饭馆村撤离，从此，再也无法正常返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对自己在做什么已经没了印象，只记得地震后突然忙碌起来，被加到一些工作群组，里面不断更新关于地震、海啸的信息；接着，传来东京电力公司经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消息；不久，很多机构要把办公室从东京暂时撤离到更安全的大阪。

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我的邮箱里突然多了很多关于核电站情况的邮件，起火爆炸、乏燃料棒、辐射云、当量、西弗剂量……这些术语不断出现，混乱且不确切。当年8月，我加入所在工作机构的快速反应小组，来到日本福岛。

过去十年，我所在团队每年都要到饭馆村做检测。时间逐渐逝去，记忆却仍然清晰：我穿着笨重臃肿的防护服、胶鞋，戴着手套、眼罩，身上斜挎着辐射分光器，手持GPS，走在前面；另外一个队员穿戴同样的防护装备， 拿着A4纸记录板，上面挂着一支原子笔。我们两人一组，一前一后，一遍遍似乎无止境地在这些地方检测、记录。

“区块5，安斋屋后树林斜坡，松树下。地面10厘米（高度），4.05微西弗/小时；50厘米，3.68微西弗/小时；1米，1.79微西弗/小时。”“收到。”“GPS坐标编号……坐标点东经……纬度……”这是我们在现场做检测时常见的对话。

▲ 2018年，福岛饭馆村安斋彻祖屋后的树林里现场检测  图/Shaun Burnie每次到辐射区，我们分成几个小队，同时对不同区块进行辐射检测。这样的区块在安斋先生的祖屋周围共有11块，包括屋子内部、屋前空地、屋后的林地、水田、连接道路的斜坡、道旁的草丛沟渠……

几个小时不停歇的检测之后，我的腿开始不听使唤，穿在防护服里面的长衣长裤也被汗水浸透。我一边用对讲机通知车里待命的同事，一边开始慢慢走回停车的地方。

我们身处的饭馆村，到处是超标的辐射，也许还有辐射尘埃，无处可避。每次停车检测之前，我们中会有一个人穿戴好全副防护装备，首先下车，找到一块辐射水平相对较低的停车点。我们在不同区块“地毯式”搜寻核辐射“热点”时，有一组同事会在车里待命。他们会利用车辆和停车点条件，在无处可逃的辐射环境里，布置出相对的“清洁区”和“除污区”，准备好对从“污染区”返回的检测队员进行个人除污，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

除污队员拿着盖格计数器，按事先培训和练习得烂熟于心的流程，对着我从头到脚检查。每次脱去防护服、口罩、眼罩的那一刻，我都感到仿佛脱离“结界”，重获新生。我把检测仪器和其他设备递出去，一一清洁之后，分别归类放好，才可以重新坐回车里。

我用湿纸巾再一次清洁鼻孔、面部之后，喝上一口水，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不过，依然能闻到衣裤上的汗味。等到全部人都完成除污检查、离开饭馆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