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探索与实验：回溯、前行、合力

“关于未来，每个人都严阵以待。”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话题下评论到。翻阅他之前的微博，这位两个女儿的父亲，对这个话题格外关注。

与这个话题前后冲上热搜的，还有“学校不得因家长职业等对学生区别对待”“学校不得公开学生成绩和排名”“中小学要制止教职工与学生发生恋爱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以上话题在新浪微博的总阅读量超过3亿人。

“大的上小学一年级，小的还好，不过他们未来都面对着一些不确定的危险因素”，担任高校法学教师的陶龙渤也是位父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他总说“喜忧参半”。

作为中央政法机关中唯一一个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厅级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也不免担忧的表示，“未成年人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他认为，从未成年人的案件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持续下降之后，从2018年开始有所回升，特别要注意的是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案件。

“这些案件被披露之后，挑战了公众底线。”史卫忠说，“另外，社会上还有大量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出现，性侵、暴力伤害学生等等，这部分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但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和修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正式施行，未成年人保护事业逐渐展现出新的契机。

回溯

“其实要在今天找到未成年人保护的系统性方法，需要向前看，也需要向后看”，陶龙渤表示。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青少年犯罪数量逐年增加。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青少年犯罪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基本呈增加趋势：1980年为61.2%，1989年则为74.1%，九年间增长了约13%。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部法律的出台，正式将年龄界限清晰的“未成年人”而非年龄界限模糊的“青少年”作为法律名称，由此初步确立了“未成年人法”这一专门的法律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专门性立法初衷是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但最终制定是‘保护法’。”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姚建龙曾撰文写到，“保护”一词也含有“控制”的意思，这与当时未成年人权利观念发育还不成熟有较大的关系，同时也是“预防”思维的体现。

为了进一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关部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制定“预防少年违法”的思路。1999 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颁布和实施。至此，中国有了“保护法”与“预防法”两部核心的未成年人专门性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颁布将近30年时间，在此期间也进行过一些条文上的修改。但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面临新时代的挑战，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例如家庭监护缺位、政府职责不明、网络无孔不入、校园欺凌频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审视未成年人保护法。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分为总则、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则，共九章132条。

其中对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责任方面有所强化：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抚养教育未成年人；父母外出务工等要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此次修改弥补了许多制度短板。条文由原来的72条增加至132条，亮点很多。”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表示，“譬如，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的主责部门，针对家庭监护缺位和国家对家庭监护的支持、干预、替代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此之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重新调整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力度加大，比如增加3种奸淫幼女加重处罚的情形和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的规定等。

“立法的逐渐完善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相应的司法行为也要跟上，这才能保证通过法律手段，有效解决未成年人涉法涉诉问题。”陶龙渤坦言，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地位独特，需要充分发挥作用。

前行

“我一直认为中国法律公平公正的执行或者是推广，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功不可没的。”

在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以下简称“新东方”）合作共建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上，俞敏洪表示，“检察院所解决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最关注的，但是老百姓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2021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301万件，同比下降19.4%。其中，受理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申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30.6%、12.4%和46.1%；主动履职的公益诉讼、诉讼监督案件同比分别上升19.2%和9.6%。 

其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尤为重视，全年从严追诉性侵、虐待未成年人和拐卖儿童等犯罪5.7万人。起诉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3.3万人。对罪行较轻并有悔改表现的附条件不起诉1.1万人，占办结未成年人案件总数的21%，同比增加8.3个百分点。

在针对监护人侵害和监护缺失的问题上，检察院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格513件，是2019年的6.3倍。福建福州检察机关还探索运用督促监护令，促家长履行管教义务。

数据之下，是复杂的未成年人保护态势；数据之上，是逐步优化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2019年上映的电影《少年的你》将校园霸凌再次带入公众视野，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侦讯的话题引发讨论。

与此相呼应的，是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方面，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建成1029个“一站式”办案场所，促进询问、证据提取一次完成，尽力防止“二次伤害”。

湖南检察机关也在办理校园性侵案发现，某校两名负责人知情后，既未认真核实也未向有关部门报告，导致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依法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努力为所有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安全空间。”史卫忠表示，“我们一直强调一个理念，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2018年10月19日，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高检建〔2018〕1号检察建议书，这是最高检首次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检察建议，也是最高检首次发出的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检察建议书。

随后教育部迅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等制度、文件，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进一步加强预防性侵安全教育、教职员工队伍管理、安全管理规定落实、预防性侵协同机制构建、学校安全督导检查等工作。 

“儿童安全包含方方面面，牵涉到多个部门，但目前的现状是教育体系中没有相关的内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各部门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将行政、司法、家庭、学校、社会资源统筹协调起来，形成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合力。”

合力

作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的联合发起方，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揭牌仪式上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小孩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对他无比宠爱，认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有道理的，以致于这个孩子每天在学校欺负其他同学。

“老师说（管教）了这个孩子以后，孩子就告状，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到教室里吵架”，俞敏洪无奈的说道，“结果两个老师集体辞职，整个班级的其他同学又不干了。”

这种无奈具有现实场景，也对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出了双向建设的要求。“要教孩子自保，也要教孩子不去伤害别人”，陶龙渤表示，“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李薇也认为，“对于未成年人教育来说，知识传授是一方面，思想的引导更重要。而在思想引导当中，法治教育更需重视和加强。”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与新东方的合作便有这种考量。

“第九检察厅成立35年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非常重要，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史卫忠表示。

而新东方多年深耕教育领域，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供了丰富样本和落地场景。

俞敏洪介绍到，早在13年前，新东方便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我们不仅仅是培训机构，新东方也有很正规的十二年一贯制的中小学，还有幼儿园。”俞敏洪表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教育场景的探索和实践。”

据介绍，此次双方将在教育服务、法律服务、社会公益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经验共用、党建共促，共同推动未成年人的健康全面成长。

对于本次合作，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副厅长李峰指出问题关键：如何把握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的定位，如何把最高检和新东方的优势资源进行结合，如何把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融入到日常教育服务体系中，如何推动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和新东方学校开展合作。

李峰认为，“具体措施的真正落实是重点和难点，需要双方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

不过探索已经开始。在仪式现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顾琤琮通过网络直播方式，面向新东方全国教职员工开展了《你是孩子的保护者——检察官与培训教师的法治对话》专题讲座。

以此为开端，该基地未来将持续开展各类课程与活动，不断探索法治教育新模式，为新时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俞敏洪表示：“我想在双方的努力之下，这个平台一定能把最高检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经验进行放大，爆发出来的力量和起到的正面引导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

“共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既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实践，也是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的一个重要探索”，史卫忠希望此次双方的合作能够产生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向更多未成年人普法的同时，也能促进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中来。